一直想去于瑞升的家里看看，和他的太太也聊聊天，一定很有意思。他答应了，可是他太忙，我也很忙，两个人怎么也没凑成块儿，直到我采访结束，打开电脑，准备写《凿水的人》。

但是，听说过他“生产自救”的故事，非常感人。

我问他，怎么想起来自己压塑料袋的？他笑说：“你想想么，一个农民工，虽然进了办公室，但每个月只开二十八块钱，后来长了，三十块。十五块交给队上，十五块自己花。别说已经结了婚，有了女儿，就是单独自己一个人，这十五块钱也紧巴巴的吧。可我是丈夫，是父亲呀，总得给女儿挣个奶粉钱吧？”

我问：“太太哪？她那时候干什么？”

我知道，于瑞升和他的太太是自由恋爱，感情很好。正热恋的时候，太太顶替父亲，成了正式公务员，而且远在济南工作。他们那时还没结婚，但太太对于瑞升这种英俊高大、有山有水的男人，虽然是个农民工，也绝不肯放弃另择高枝。他们就在这种情况下结了婚，还有了一个女儿。太太也为了婚姻，要求调回了青岛。家是极温暖的，但太太那微薄的工资，加上他的这十五块钱，想一想就知道有多么难了。何况，岳母为支持他们夫妇的工作，专门来家里看护女儿，一家四口人，别的不说，菜总得买吧？小女儿的营养，也得跟上吧。于瑞升是个什么人？他的心气儿那么高，手又很巧，他不可能甘心居于这种窘迫之中吧。

人，可以穷于境，不可以穷于志，穷于心。何况，各人有各人的活法。

同一个办公室的文书管炳勤，是正式干部，但他的太太没工作，又有了一儿一女，靠他一个人的那点工资，活的也够呛。他就养鸡，卖种蛋。他做这个行，因为他太太可以全天照顾饲养那些鸡，让它们好好生蛋换钱。于瑞升却是两口子都要上班，做不了这件事。但他发现，村办企业越来越多了，对于塑料袋的需求直线上升。他灵机一动，自己做了一个低温烙铁，加一个脚踏板，下班之后，他就在那间平房的家里，加工塑料袋。一个塑料袋，只卖几厘钱，他却就用这个办法挣出了女儿的奶粉钱。

这个劳动的强度有多大？不用想也知道。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全国风行落地灯。好像家里没有一盏落地灯，就跟不上文化形势似的。于瑞升瞅准了这个机会，找来许多废旧的钢管，运用他当车工时学来的手艺，土造了许多漂亮时髦的落地灯，以较低的价格卖了出去，且继续坚持他的压塑料袋。他不无快意地告诉我：“最好的一个月，我挣了两千多块钱呢。”在那个时候，两千块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了。

最近读到一个微信段子，是世界上著名的一些领导人童年时萌萌哒的照片，有罗斯福、希特勒、丘吉尔、克林顿、奥巴马……一个个天真无邪，憨态可掬；那时候的他们，根本想不到若干年后，他们是可以主宰一个国家、一场世界大战、甚至管控了半个世界的人。同理，二十几岁的于瑞升，为着生活苦苦努力挣扎的时候，我斗胆认为：他那时候，也绝没有想到，若干年后，他可以把多元发展挣钱的理念，运用到他领导的瑞源集团上来。

人的进步与视野，也是一步步攀上高坡才逐渐展开敞亮的。

当时的局长刘宗文，倒是很快就发现了于瑞升的特别能干。正好那时的政策允许机关搞副业——我们政府的政策，有时真是朝三暮四没个准儿的——便给这位身兼四职的秘书，再添一份责任：两千块钱，找个项目，不要忘了咱们是“农林水利局”。于是，于瑞升勇挑“重任”，用这宝贵的两千块，先是办了个“制钉厂”，后来成立了个打井队，最后确定为“机井队”。“机井队”最初只有三个人。三人成众，可以称之为一个“团队”了。

据说，刘宗文当时任命了七、八个搞副业的公司，有点儿轰轰烈烈呢。但是，不长时间，就只有于瑞升任“总经理”的这一个公司坚持下来，且没出现了不得的大事故。甚至，就是于瑞升兼职的这个“黄岛区水利工程公司”——他们还有一个“制钉厂”——在计划经济仍然行施、市场经济开始萌芽的特殊年代里，由于于瑞升的特殊的才能与品质，他的求实与认真、埋头苦干的精神，实行了一次人生的“自救”。正是这个绝不起眼的小小的“公司”，在后来，在1997年真正完全改制的时候，为今天蓬勃兴旺的资产过百亿的“青岛瑞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十年来，于瑞升带领着他的这个团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傻大笨重到高科技，现代化大工厂，从区内，到全国、到国外……终于崛起为一个拥有相当人才、相当规模、相当质量、相当效率与声誉的民营大企业了。

回望这一条坎坷、艰辛、努力奋斗的道路，老瑞源人都有着无比的感叹与自豪！

他们深深地懂得：我们，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