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17日，“杠精”萧伯纳来到上海。他是一只飞舞在英国绅士阶级中的带刺蜜蜂，忽而飞到了申城的上空。他仿若一面能够映照出人心的平面镜，短短8小时就将上海的三教九流照了个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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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初，在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的邀请下，已经77岁高龄的爱尔兰现实主义剧作家萧伯纳偕夫人乘坐英国“皇后号”轮船访华，途经印度、新加坡、香港，到访北平、上海、秦皇岛等地。虽然他只在上海停留了短短8个小时，却掀起了一股“萧伯纳热”。按照亲历者之一鲁迅的说法，“热闹得比泰戈尔还厉害”……
        

“耍大牌”也是身不由己

    萧伯纳在思想上一直崇尚人道主义。他认真研读过《资本论》，公开声言自己“是一个普通的无产者”，“一个社会主义者”。他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主张用渐进的方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暴力革命。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萧伯纳曾联合各国著名人士发表宣言，严厉谴责英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此后他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的民族独立和抗日救亡运动。1931年 “九·一八”事变以后，“国际反帝同盟”曾委托一批世界文化名人到中国访问，其中便有萧伯纳的名字。1933年，萧伯纳来了。
      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中国话剧运动蓬勃展开的时候，萧伯纳所创作的戏剧《华伦夫人的职业》就被搬上过上海的舞台，与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作品相提并论。此后，上海读者对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一直保持着高度热情。他来访中国期间，其近作、中篇小说《黑女求神记》正在上海的媒体上连载。因此一听说萧伯纳要来，大家都兴奋不已。连郁达夫都公开表示：“我们正在预备着热烈欢迎那位长脸预言家的箫老。”
       1933年2月16日傍晚，轮船抵达上海吴淞口。因为“皇后号”体型庞大，需用小船接驳，颇费周折。
      17日早晨，一个由上海各界人士组成的四百余人的“粉丝团”出现在新关码头。他们手举写着“欢迎和平之神萧伯纳”、“欢迎革命艺术家萧伯纳”、“欢迎萧,要反对日本进攻华北”、“欢迎反帝国主义的先锋萧”等标语口号的横幅，一大清早就赶到了。其中有一个英文横幅概括得最好，“Welcome to our Great Shaw”，一个“伟大的”形容词，饱含了所有的致敬之意。有意思的是，音乐家聂耳也是萧伯纳粉丝团的一员，他当时才21岁，和所有文艺青年一样热衷写日记。所以，他将当天的情形如实记录了下来。
      聂耳上午九点到码头的时候，发现“中国电影文化协会”的旗帜下已经站满了熟人。老G（“电影皇帝”金焰）见了他，一如既往地行了“捏耳朵”的见面礼。聂耳与文艺界的同行们一边打着招呼，一边热切期盼着萧伯纳的出现。他们一直站到了下午1点，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却还没见到萧伯纳下船。此时有消息说箫老被宋庆龄请走了。于是，一部分人便离开了码头。剩下的“忠粉”依旧不死心，对着黄浦江望眼欲穿。又等了一会，才失望地散去。按照聂耳的回忆，也有因此而不断咒骂的。
      少不更事的文艺青年哪里能理解，但反事业成功到萧伯纳这种级别的，身不由己其实是常事。在大文豪之前，他首先是“国际反帝同盟”的“钦定”作家。身为“国际反帝同盟”名誉主席的宋庆龄，也不可能突发奇想半路把萧伯纳“劫走”，而是前日傍晚就与杨杏佛等人郑重其事地登船拜访，然后次日清晨5点再“二顾茅庐”登上“皇后号”，与萧氏夫妇共进早餐并约其上岸。按照《宋庆龄年谱》的记载，共进早餐是“应萧伯纳的邀请”。另据爱泼斯坦在《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中的记述，萧伯纳“只要求见孙夫人（宋庆龄）”一个人，他甚至说“除了你们，我在上海什么人也不想见、什么东西也不想看。现在已见到你们了，我为什么还要上岸去呢？”最后是宋庆龄用诚意打动了他，他才下了船。如此说来，粉丝团的成员们非但不该怪罪，反而应当感谢了。
       别说初出茅庐的聂耳无缘接风，连带着采访任务的海上知名剧作家洪深也没能约见成功。 洪深压力很大，一方面中国戏剧及电影文化团的领导要求他邀请萧伯纳参加饭局并发表演说，一方面上海时事新报社约他写篇采访稿。你想呀，萧伯纳一天就吃三顿饭，约饭局显然是不可能的，做采访还有些许机会，他总该给媒体记者一个群体采访的时间吧？洪深也是这般打算的。于是，他给昌兴轮船公司（负责接驳“皇后号”的小船）打了无数个电话，但还是没问出一个确切的访谈时间。
       16日晚上，洪深和其他几个报社的朋友索性去轮船公司坐等。昌兴的经理露面后说自己今天已经至少拒绝了200个新闻记者了，船长说了，没有一个可以上船，就是“批条子”的也不行。于是，洪深最后只得写了一篇《迎箫灰鼻记》给了时事新报社。滑稽的是，这篇稿子居然被采用了，可见萧伯纳的名人效应有多大。其实洪深最后还是见到萧伯纳了，因为他英语能力强，所以入选了官方记者会的仅仅六位的记者代表名单。执着与业务能力真是缺一不可啊。

萧伯纳与记者

  作为当时的知名大报，《申报》如愿以偿拿到了独家采访权。在萧伯纳抵沪的当天和次日，《申报·自由谈》连续两天刊出“萧伯纳专号”。生活书店也很有眼光，在《申报》连做两期广告，推销萧伯纳的书。更加令人赞叹的是，一周后鲁迅他们的野草书屋竟然为这8小时的造访专门出了一本叫《萧伯纳在上海》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