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词创作的精神误区

陈启文

当代诗词创作也是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无论在客观上还是主观上，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却从未得到正视。一方面，主流文学界很少有把当代诗词创作纳入当代文学创作领域的，基本上把它视为古典文学在今天的延续，或从根本上极大地忽略甚至遗忘了其存在的事实及合理性；另一方面，当代诗词的创作者们大多缺失当代文学创作的当代意识，并直接造成了创作中的主体精神缺失，缺少自我，缺少生命意识，缺少现代人文精神。

文学是人学，当代诗词创作关注的也应该是人，人在时空中的存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这就要求当代诗词创作从一开始就确立以人为本的立场，无论写景状物叙事，都能洞悉现代人的精神内部而不是外部的表面化处理，也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某个特定时代的人的心灵史，达到灵魂叙事的高度。然而在当代诗词创作中，很少有人写出独特的“这一个”，很少有属于生命的深刻体验，或见物不见人，或见事不见人。即便写人，也流于空泛的、概念意义上的人，缺少滚烫的血肉和热烈的生命感觉。例如一首题为《发个文件暖人心》的绝句：“扶贫干部下农村，乡里花钱先洗尘。酒后留他一张纸，红头文件说扶贫！”应该说其立意是好的，然而其针砭时弊却未深入人心，流于一种现象的展示，一种情绪的宣泄。如此即便所展示的是社会真相，也缺少扣人心弦的艺术力量，如果能从深刻的生命体验入手，将社会现实的内核一层层地剥示出来，就决不会让人读了毫无情感冲击，也不会如此没有艺术感觉。这样的所谓讽谕诗，已成为当代诗词创作的流行文本之一，如“反腐倡廉新事多，一人报告众人和。海鲜宴罢聊歌舞，搂定娇娃跳探戈”，“车轮飞转下乡忙，跑过山乡跑水乡。县长夫人轻揩汗，摘完苹果到鱼塘”，读来格外耳熟，类似于民间广泛流传的顺口溜，已经远离诗词艺术了。读古人讽谕诗，如杜甫的“三吏”、“三别”，以异常尖锐的笔触，从容而又不留余地地深入到当时的社会内核和人的灵魂深处，不但人物呼之欲出，那种沉重与悲凉的立意也有了人性的深刻内涵。而今人诗词，如刘征的《金缕曲·漏室吟》：“室漏无干处。已三年申报，三年如故。瑟瑟儿童如冻雀，破伞盖头遮目。更脚下污泥没足。伞下先生正开讲，听声声字字皆凄楚。淅沥沥，湿漉漉。”这才是见人见心的叙事，充分调动了创作主体自身特有的叙事潜能，同样是对现实生存的讽谕，却能锥心、感人，而通过下阙“政府楼高钢作骨，稳如山，不动风和雨”的对比所形成的反差，更令其讽谕的力量触目惊心，渗透着讽天道之不公、哀民生之多艰的血泪赤诚。可惜，在当代诗词创作中这样的作品极为罕见，大多是我前面所举的那些顺口溜、打油诗，这也是当代诗词创作中的精神误区之一，缺少诗词艺术也是人学的高度自觉。

当代诗词的误区之二，则是对时代性的误解。白居易所倡导的“文章合为时而著”强调了对社会现实和时代的关注，这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关注现实并非关注政策，关注时代也不是关注某一具有特殊意义的特定时代，它更多的是关注时代背后的潜藏于这个时代人特有的一种“心理时段”。白居易的出发点，本质上是引导诗人如何将笔触转向更为广阔的社会，表达那个社会中的人在经历那个时代时痛彻心扉的历程，说到底，还是对人的关注，尤其是精神上的关注。而当下的诗词创作，捕捉的大多是一些电视、报纸上的重大新闻报道和公共事件，然后进行大而空泛的图解，如《喜闻中央领导坐国产轿车有感》，如《贺“神舟”六号载双人飞行圆满成功》等，说句实在话，即便李白、杜甫复活，也难驾驭如此重大题材，这样的题材对于一般的写作者而言毕竟是离自己的生活太遥远的事，无法深入，甚至根本不了解。那其中的复杂感受和细节，是无法写透写到位的。这样的题材不是不可以写，但可从小处着眼，从身边熟悉的人和事入手，写出某一重大事件或政策对底层人民现实生存的改变以及所带来的心灵碰撞，写出独特的“这一个”的独特新鲜的感受。杜甫写“安史之乱”，那是那个时代最大的事，他却从草木、鸟、家书、白发入手，用小细节说大历史，关怀着的同样是国家的命运。今人李锐，也善写大时代，大事，一部《龙胆紫集》，堪称一部当代诗史。且看他在受难时期写的一首《幺娃》：“青绿红黄色色全，十支蜡笔九分钱。夜来兴遣雕虫技，墙上幺儿抿嘴嫣”。一个特定时代完全可能产生的宏大叙事，就通过“为幺儿画像”这样一个充满爱意和人情味十足的生活细节转化为一种“爱与受难”的现代人文精神乃至宗教精神，而那个残酷的时代在“爱”的背后显示出了更加灭绝人性的残酷。李锐老的诗词，多是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这不但暗合了诗词的形式特征，更能把其温婉细腻的风格发展为直指人心和社会内质的尖锐，形式于他不是封闭的，而是敞开的，这样方可穿越经验与情感的表层，传达出一种穿越生死的沧桑感。

当代诗词创作，把关注时代误解为“紧跟时代”，造成所谓“时代性越强”的作品越是没有生命力，以为材料越新其作品就越有新意，这种材料之新很容易过时，很容易变旧。“新”的本质是精神面貌之新，这样的“新”无法通过“速写”来完成。诗人必须不为强势媒体的力量所左右，而最好能沉静下来，沉潜下去，以打制瓷器活的方式，对事象作穿透式书写和深度化处理。而我以为，目前最重要的是要杜绝当代诗词的标语口号化、材料化、报告化、新闻化写作，这种“活报剧”式的写作，败坏了当代诗词创作的名声，也极大地危害了当代诗词创作的发展，是在糟蹋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

此外，当代诗词创作还有一大精神误区，把诗词完全看作一种老人写的老东西，当作一种“赋闲文体”。毋庸置疑，在目前庞大的诗词创作队伍中，主体是退休老人。年老其实并非诗词创作的障碍，甚至是一种优势，人生经历的丰富，在很深的岁月中，那种阅历和独到深刻的感受，是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关键是，老人们不应该把这笔精神财富作为包袱，而应该主动地吸纳现代性的精神营养。我一直认为并且坚信，旧的艺术形式并不等于旧的艺术，与其倡导形式的变革，不如把精力倾注于精神上的创新。在这一点上，李锐老无疑有着启示性意义，在今天健在的诗人词人中，他可能是最年长的一位，可在他的诗词里，不但没有老爷式的无聊的语言游戏，而且始终保持着一种敢于创新的青春锐气，不但敢于以现代汉语入诗入词，甚至一些流行的现代科学术语，也被他巧妙地化入诗词而又特别形象生动，如《乌夜啼·游泳》：“徐登大坝西头，喘如牛。日烈波平山静鸟啾啾。一千米，两公里，慢悠悠。唯有青山不厌日观泅。”这样的诗词，除了背景交待完全可以不用任何注释，晓畅如话但境界阔大，也并不会有“一千米，两公里”而损害其艺术质地，反而更加率性自然。而有的诗词中却仍充斥着“古道”、“古邑”、“东篱”、“朝阙”之类的古典词藻，仿佛一个古人穿着奇形怪状的服装误入了现代时空，仿佛不用一句古语、典故即不成诗，如此寻章摘句，实在是一种精神障碍，也难以表达当代性的新的生活方式，更无法传达现代人广阔而丰富的情感。由于这种精神上的同现实与时代的疏离，当代诗词创作似乎真的成了老人们消磨时光的一种“赋闲文体”，为写而写，毫无任何意义，很多老年人也的确抱有这种想法，以为诗词创作也就跟老年人打门球、扭秧歌、打腰鼓差不多，只是一种锻炼身心、延续生命的玩意儿。如果以这样的心态去写诗填词，又怎能开掘出当代诗词的更深层的生命含义呢？更不能奢望其艺术创新了。

我很欣赏中国足球队前主教练米罗的一句话：态度决定一切。如果试图从当代诗词创作的种种精神误区中突围，靠的就是一种态度，那就是对这一艺术形式的尊重和理解，自觉地把其纳入当代文学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最重要的，是在当代诗词创作中弘扬人文精神，赋予这一传统的艺术形式以现代美学意义，这就要求当代诗人词人从一开始就是倾注灵魂的写作，把诗词不是当作爱好而是当作信仰，不是为了消磨时光而写，而是发乎于生命之中的创作冲动，不是为了表达某种政策或观念而写，而是在自身的视阈中捕捉自己对现实人生的深切理解，还原生命原初性的感受。惟有这种贴紧了生命与心灵的抒写，诗词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形式才会在当代焕发出艺术生命力并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