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写作这篇《城市设计师》时，我完全在无意识中放弃了这种“难度”，也可能，有一种比挑战“难度”更强大的力量开始控制我。这是一种源于现实的力量，一个知识分子在现实中的行动能力。我甚至开始思考，当下，中国文学的边缘化，是否与这种对离自己最近的现实经验的疏离有关？当写作者纷纷把目光转向西方，转向形式上的“难度”，我们的文学是否还有表现我们所处的现实的能力？当我们的新锐评论家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比鲁迅写得好的作家多得多”时，我吃惊地看到了西方的学者对我们当下文学的评价，“中国现代文学是几百元一瓶的五粮液，而中国当代文学只是几块钱一瓶的二锅头”，这虽然是一个有待论证的结论，但出此言的德国汉学家顾彬的话还是值得我们深省，他说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态度存在很大的问题，这些作家对待文学，并不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而只是“随便玩玩”。我暗自猜测，他所谓的“随便玩玩”可能也包括了我们的“玩形式”，很可能，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弄出来的那些个有难度的“形式”对于这位从小在西方现代文学语境下长大的学者只是幼稚的“随便玩玩”而已。这对于中国当下那些把写作作为“施展才华”的天才作家们，无疑是极大的悲哀。

一些提前看过这篇小说的文友认为我在写我自己的精神自传，我承认那个可怜的史小克身上有我的影子，对于现实，他无疑想有所作为，但他是否有了心理准备，甚至，是否还有这个能力？中国其实从来就不缺乏所谓关注“现实”的文化人，也不缺少以“文以载道”为己任的写作者，但中国的史小克们或陈启文们最缺少的其实是直面现实的勇气、诚实和智慧。以现实主义的名义，对时代真相的遮蔽，对现实本质的遮蔽，比那些“随便玩玩”的文人更可怕。而要揭开被仿真的现实所屏蔽的暗箱，无论是史小克，还是我本人，一开始就显示出了我们的无力和“弱”，如果不依附于某种权力，我都不知道史小克能干点什么。而我也只能借市长肖都之口说出某种真相：“你只是个设计师，你不是命运的设计师啊。”这其实也是文人的一种宿命。史小克到处碰壁的那个武陵也正是我栽了大跟头并最终选择辞去公职、成为一个自由写作者的“麦城”。自那以后，数年来我一直在与文坛隔绝的状态下写作，对于那个文坛我既不参与其中的游戏，也不关心其中的规则。这种自我的边缘化，诚然包含着一种自由精神，让我的写作变得更加纯粹，同时也把对社会现实关注的热情降到了最低点。而对于“生活”的态度，借用一句先锋式经典名言，我的生活就是阅读的生活。如果说，完全从现实出发，文学的空间将非常狭小，那么，完全从个人的空间出发，我们的文学和这个世界又还有什么联系呢？

我敬仰的美国当代作家约翰·厄普代克也是现实主义的文学大师，然而他对“现实”的理解和我们是不同的，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作家在现实中的位置，“作家们追求的不应该是某种社会主流的地位，而应注重一种边缘却更积极的影响力”。另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昆德拉则说，小说考察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不是既成的东西，它是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是人可能成为的一切，是人可能做的一切。小说家通过发现这种或那种人类的可能性，描绘出存在的图形。这两位大师对于作家的角色定位，对于文学意义的理解，至少揭示了一种作家与文学存在的基本教义。尤其对于中国，太多了贴近时代与政策的所谓“现实主义”文学，太容易落入一个短暂的、浅表的、单一的结论里面，这样的“现实主义”不管当前的社会影响有多大，其文学空间的确是十分狭小的。但另一方面，完全取消文学的现实行动能力，认为文学除了跟我们的内心发生对话，一旦变得“有用”文学就开始“衰落”了。对这种观点，我暂时存疑。我心里十分清楚，作家不是文学教父与牧师，永远也不能证明真理，但作为真正的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至少应该有自己的基本精神向度，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里。也许我们不必去追问，《老人与海》中的那个老人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是有意义还是无意义，但我们至少应该确认，那个孤独的老头儿奋斗过，他身上所体现的那种永恒的生命力，让我们感到这个世界还是活的。仅从这个意义上讲，史小克也奋斗过了，尽管他的声音是微弱的，他的力量是渺小的，他甚至也没有解决任何现实难题，但他的行动，至少让我们在更高层次思索的同时，已经有了一个坚实的底部。那个猥琐的、可怜的史小克经过一番苦苦的挣扎，也终于，从可怜变得有几分悲壮了。这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段历史。我坦诚，这就是我的心灵史。

2007年4月10日，漆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