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时光的“乡井”

——评陈启文中篇小说《逆着时光的乡井》

文/刘  忠

原载《小说选刊》2007年第7期/专家推荐

陈启文的《逆着时光的乡井》与郑义的《老井》都写了“井”，写了现代化。一个写逆着时光的乡井，揭示乡村的沉重与封闭；一个写打井的艰难，表现村民的坚韧与顽强。不同的是，前者的主题是乡村的精神命运，后者的主题是走向现代化的急迫。其实，“井”是无所谓顺逆时光的，它呈现给人们的是一如既往的久远和幽深，顺逆时光的只是它负载的历史内涵与文化积淀，以及依赖它生活的人们走向新生活的路径。

曾几何时，乡村是一个十分温暖的词汇，它不仅是一种生活形态，而且也代表了一种精神，在它的淳厚、宁静比照下，城市的拥塞、喧嚣极度放大。乡村成为人们想象与向往的乌托邦家园，陶渊明、王维、孟浩然、沈从文、废名们的灵魂，就栖息在乡村。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到来，乡村不可避免地沦落了，它的贫穷、落后、愚昧被现代化的丰饶、舒适、高效所取代。乡村的沦落不只是经济上的，还有道德、伦理、人性上的。虽然，就乌托邦而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并没有象预期的那样，帮助人们弄清楚类似人是由猿演变而来还是由猴演变而来的问题，但以欲望满足为中心的城市神化还是让脚步蹒跚的村民趋之如鹜。乡村，这个沉潜了人类许多希望、为无数文人向往的诗意空间正在消亡或已经消亡。今天的乡村已不复是鲁迅时代的乡村，也不是沈从文时代的乡村，更不是赵树理、浩然时代的乡村，它既不全是许多作家、批评家津津乐道的苦难叙事，也不是自古迄今文人们虚构出来的乌托邦叙事，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动态叙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逆着时光的乡井》是一篇关于乡村命运的精神寓言，它的抒写主体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而是一个有着丰富语码信息的乡村生存哲学。当然，这寓言的形态是小说，这哲学的阐释方式是审美。
小说中，石泉村的那眼井既亲切又神秘。说它亲切，是因为它能给村子带来了生气和福气，人们在井前排队汲水，自觉有序，尊老爱幼，生活平静得像井水。说它神秘，一来是因为开挖这眼井，丙松爹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葛云龙攀岩时生殖器受伤阳痿；二来是用井水煮饭，香甜可口，喝了井水，男人们个个潇洒帅气，女人们个个俊俏妩媚。就这样，半个世纪以来，石泉井不仅维系着全村两百号人的饮食起居，还担负着他们的心理抚慰和精神寄托。但是，有一天，丙松放牛经过井边时，忽听一声神奇的巨响，只见井水一晃就全部没有了，从此，石泉井断流干涸了。小说就是在这样一个“死人发火”的情形下开始的，为了解开井水断流谜底，“我”——一个喝了石泉水张大的小县城的律师，在幺爸（葛云龙）的邀请下走上了回乡之路。由此，引出我与麦秋、麦秋与乡长赵黑皮、赵黑皮与县委彭书记、石泉井与麦秋的煤矿、煤矿与赵黑皮、煤矿与彭书记等一系列纠葛，敞开了当下乡村的真实图景：地方官员的参股、频繁发生的矿难、村民们对金钱的渴望、走出乡井的困惑……

应当说，优秀的小说家必须努力发掘生活中隐蔽的东西，逼近人的生命内核，关怀人类的精神处境。而这正是中国当下小说家所缺乏的，他们往往囿于生活的表象传达，少有穿越生活经验走向艺术审美的能力和勇气。从这个角度说，我愿意把陈启文看作一个例外，他没有象一些作家那样截取乡村的一个片段，或者拼接几个乡村片段，再添加一点性爱、凶杀、复仇等佐料，构筑一个戏谑式的狂欢文本，他执著的是乡村的精神叙事，始终把乡村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寓言来讲述的，从丙松爹、丙松娘、葛云龙、我父亲、我母亲、我、赵黑皮、麦秋等人的生命遭际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那根穿越时空的精神脐带，它粗暴中不乏温情，愚昧中不乏善意，守旧中不乏执著，它可以是乡井，是某个人，也可以是其他什么东西，比如象征着秩序、权威的幺爸，某种神秘莫测而又时时存在的力量。

小说的结尾，石泉井干涸了，在县、乡两级政府的动员下，在麦秋的金钱诱惑下，村民们纷纷搬到了山外边，男人们到麦秋的煤矿里干活挣钱，女人们在家守着小孩，心满意足地生活着。这样的结局说不上阳光，也算不上苦难，但它留给我们的思考空间却很大很大，社会在变，乡村在变，乡村的人性、道德、伦理也在变……它们会不会也像石泉井那样断流干涸呢？

小说中，陈启文始终没有告诉我们石泉井干涸与挖煤采矿是否有关系，也没有预言石泉村人要走向哪里，他像一个高明的魔术师，把悬念与疑问留给了我们。在描述把乡村和城市、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的同时，他也传达了某种和解的信息：“石泉村人在换了一种活法后，居然又活出了另一种滋味儿”。

    刘 忠，197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浙江行政学院副教授，浙浙江行政学院副教授，浙江省作家协会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出版专著《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20世纪中国文学主题研究》，曾获董建华文史哲基金奖、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