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在南北两宋时期，由于在南方数省里是开发较早的，凭着肥沃的土地、丰富的资源、暖湿的气候、丰沛的用水，鄱阳湖与长江、赣江等水运交通与富饶水产，农工商业全面发展，除了是“鱼米之乡”（全国一半粮食、渔业产自此地）以外，瓷器、建材、茶叶、美酒、水果等也是至少一半产自此地，作坊店铺林立，城镇村落繁华，人烟密集阜盛；又少受兵燹战火、天灾人祸之苦，北方百姓纷纷南迁而入；当地民众推崇“耕读传家”，勤恳扎实，奋斗积累，故而人才辈出，两宋几乎一半的状元、宰相、文学家（自然还有富商、名匠、将领等）都是赣境人士，仅“唐宋八大家”，两宋6位里江西就有3位（欧阳修、王安石、曾巩），除了“三苏”（苏轼及其父弟），江西占两宋的一半，此外还有晏殊、文天祥、朱熹、黄庭坚、杨万里、姜夔、洪迈、陆九渊等名臣文豪。所以说江西占据两宋半壁江山，全国几乎一半的财富与人才出自赣省，一点也不为过。
可是，到了元明清时期，直到今天，江西为什么就衰败了，一点也不景气、出色、知名？不管是经济还是文教，是事还是人，都很不优异，东边不如江浙经济文化大省，西边不如两湖特色鲜明、才俊如云，南边不如福建、广东沿海发达地区，在中国整个东部南部地区算是个“落后区”、“低谷区”。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在两宋之交，以及明朝初年，前后一两百年里，江西的大量人口（包括财富、人才）都陆续外迁走了，而且迁走的都是青壮年男劳力、留下的只是老弱病残孕幼，整个社会基础被严重破坏，伤筋断骨、抽调根本了，尔致社会零落、生产凋敝、人才稀缺，又怎么不衰败，怎么还能再振作、发展起来？

江西人口的外迁有两大类情况：一是从两宋之交，赣西、赣南、赣西北地区的老百姓，自发主动地从人口密集、人多地少、社会容纳饱和的原籍，络绎地迁往相对人口稀疏、地广人稀、大有发展空间的湖南、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客籍进行开发，或者一个大家族迁走数家，或者一家人兄弟姐妹里离开几个，或者整个家族倾巢而出，这种情况虽然一次性，或短时间内不是很大规模，但数年、数十年、数百年这么长期地不断迁徙，那也很可观了。据估计，从两宋到元明清时期，以这种情况从江西迁出的总有数百万人。像我的祖先萧一菊公，就是在两宋之交的“靖康耻”时期（公元1127年前后），从江西吉安州的泰和县，迁到湖南宝庆府的隆回县的，如今一菊公这一支已遍布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海外10多个国家，发展到170余万人，占所有萧（肖）姓人口（950万左右）的将近20%。
二是在明朝初年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将鄱阳湖四周乃至整个赣省全境的居民，大规模外迁到安徽、湖北、河南、四川、湖南等地。这是由政府出面主持，强迫民众迁徙，规模宏大的一种做法。因为此前朱元璋在鄱阳湖与陈友谅进行大决战，争夺天下，刚开始人少粮缺、实力薄弱的朱重八，打不过陈友谅，后来正是靠了鄱阳当地人民的大力帮助，“借”给他大量粮食，又有许多将士、谋臣加盟，这才反败为胜，消灭了陈友谅。可是，当上皇帝的朱洪武，却要恩将仇报、卸磨杀驴、过河拆桥了。因为他想，江西的财富太多、人才太多，既然他们过去可以帮我打败陈友谅，那他们以后也可以帮别的造反者打败我的子孙，消灭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明朝，不成，我必须削弱江西的力量。再说，把他们迁到过去长年征战、社会凋零的皖、鄂、豫等地，将其振作，岂不一举两得？于是，以鄱阳湖东，隶属饶州的瓦屑坝码头为重要中转点，将从江西各地集中到这里的人丁，发配上船，经鄱湖、出长江，前往客籍。当时据说迁移的标准是“五抽一”、“七抽二”、“十抽三”，而且抽迁而走的都是家庭里的青壮年男劳力。短短数年里，从瓦屑坝码头离开赣省的多达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为了不让他们记得原籍，不让他们逃回来，政府让他们只说自己是“瓦屑坝人”。而今之“解手”、“老表”等词汇，也是诞生于那个年代。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江西填湖广（包括后来或同期的‘湖广填四川’）”大运动，是中国历代人口迁徙的一个重要时期与路线；而瓦屑坝因为是一个重要的迁徙地点，而被人们称为“南方的大槐树”，中国两大移民中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