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与圆瑛大师是近现代中国佛教的领袖人物，两人之间曾经有过亲如兄弟的关系，但是后来两人的关系又充满了紧张，乃至最后失和。真正失和是在“第三届全国佛教代表大会”中，两人开始分道扬镳。圆瑛法师象征温和式的改革，而太虚大师是激进式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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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1890－1947）法名唯心，字太虚，俗姓张，原籍

浙江

崇德（今浙江桐乡），生于浙江海宁长安镇，近代著名高僧。1904年，太虚大师十六岁去苏州小九华寺礼士达上人为师，师为取法名唯心。是年士达上人携大师往镇海拜见师祖奘年和尚，和尚为取法号太虚。太虚大师是中国近代佛教改革运动中的一位理论家和实践家。1947年3月17日太虚于上海玉佛寺圆寂，荼毗后得舍利子300余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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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瑛（1878－1953）法号宏悟，别号韬光，福建古田县人。18岁在福州涌泉寺礼增西上人出家。先后从当时禅宗名师冶开、寄禅修习禅定，又从通智、谛闲、祖印、慧明、道阶法师听经研教，广猎大小乘诸经论，对《楞严经》造诣尤深。中国近代佛教领袖，1929年与太虚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并连续数届当选主席，法师一生为团结全国佛教徒、促进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

圆瑛与太虚本来是义结金兰的好友。而对佛教的革新之路，两人早期可以说是并肩作战。当辛亥革命时期因推行地方自治造成占寺夺产风潮，江浙诸方长老集会上海，公推寄禅进京请愿时，太虚应召拟订请愿保护及改革振兴佛教计画书。圆瑛也应召来沪，准备一同陪侍寄禅入京请愿。这说明当时太虚和圆瑛与江浙诸山长老住持的目标与愿望是一致的，就是保持寺产，振兴佛教，并没有后来所显现的那些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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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入民国之后，太虚受新的学术思想薰陶，学养日深，成为一代佛学思想巨擘，且锐意革新，提出著名的“佛教革命”主张，成为佛教中革新派的领袖；而圆瑛历任宁波七塔寺、天童寺、鼓山涌泉寺、法海寺、南洋极乐寺诸大名刹方丈，长期受丛林制度薰陶，思想日趋保守，为丛林寺院保守者拥为保守派领袖。以致二人日后距离日远，未能共同合作为佛教努力。以当时佛教中所谓名流居士之辇，从中制造是非，挑拨离间，更增加了新旧两派的裂痕。如1931年，中国佛教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改选，太虚大师的革新派获得胜利，本可藉此机会，新旧派携手合作为佛教努力。无奈一向操纵佛教会的名流居士们，不甘失败，从中制造事端，怂恿当选常委的圆瑛辞职，保守派对改组后的中佛会采取不合作态度，抗缴以前认可的经费。无奈之下太虚大师辞去佛教会执行委员，革新派的谢铸陈、黄忏华等亦先后退出佛教会，新旧两派就愈发疏远了。

太虚法师以倡议佛教的三大革命(教制、教理、教产)著称，而在民主共和时代，欲推动改革务须透过教会团体，所以他认为“现在国民对于国事皆应有参与政治之行动，实施此种权利，首应有各种团体之组织”，“出家者为佛教住持僧，在家者为佛教正信会，将此两部联合起来，由县而省，由省而全国，即可构成一整个的佛教团体。”由此可知，太虚法师念兹在兹透过建立全国性教会推动改革的努力，终因客观条件限制以及教内派系纷争而归于失败，然而长远来看，他指出的毕竟是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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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的一系列改革主张，加深了他与圆瑛的分歧，就连思想家梁漱溟也大不以为然。梁漱溟反对佛教为现世所用，对太虚的人生佛教主张有所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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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世入世的分疏，印顺法师（1906年－2005年）曾有一段论述：为了全心全力解脱生死而厌弃世间，对宗教的体验来说也许是有用的，但因而对其余一切异常淡漠，对现实人生(家庭、社会、国家)只是消极适应它，这在佛法普及民间而言至少是不够的、不足以适应的，“面对这种不足以适应社会要求的佛教、圣者，而想起了佛教公认的、释迦佛过去修行的菩萨风范，以及释迦成佛以来为法为人的慈悲与精神，不免要对出世佛法，予以重新的估价。”因而涌现出世而入世的佛教，就是所谓的大乘佛教。

佛教学者张曼涛，就是根据此一大乘佛教的精神，赞扬太虚法师是中国近两千年来的佛教史上，真正表现世出世入之大乘精神的第一人。

当然，凡事皆有度，过犹不及。从当今佛教界的一些现象来看，恐怕在世俗、功利的路子上走得又有些远了（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