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广西圣堂山：中国最美丽大山之一，费孝通前妻牺牲之地（多图）
(2011-07-14 22: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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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金秀圣堂山大瑶山费孝通王同惠 |
“圣堂山，阿乜！”
“阿乜”是金秀本地话中对母亲的尊称。这次参加由广西日报主办的大瑶山笔会，清晨伫立在主峰圣堂山海拔1979米的绝顶欣赏云海群峦、旭日霞光，我亲耳听到金秀县旅游局副局长、有“圣堂山通”之誉的黄志辉老哥面对其胜景，大声赞叹：“圣堂山，阿乜！”令人感染。而且，当我们准备下山时，他还静静地坐在那里，深情地凝视着周围这大好风光，依依不舍。足见他对大瑶山，对家乡金秀的无比热爱。
黄志辉副局长20多年来攀登过大瑶山数百次了，对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峰一石可谓如数家珍，了如指掌。他也是金秀的知名秀才，文笔很好，当天还给我们提供了他自己写的两篇文章《“人间仙境”圣堂山》与《圣堂山万亩变色杜鹃林》，内容丰富、表达准确、文采斐然，根本不用我们再写了，真让人有当年李太白登黄鹤楼，见崔灏诗作在前，于是不敢“续貂”之喟叹。而且我还发现，圣堂山开发公司印制的旅游小册子、广西中国国际旅行社推出的圣堂山风景区旅游专线上的简介，也都出自这位老哥的笔下。足见他在描绘、宣传、开发大瑶山方面的卓越贡献。可以这么说，黄志辉是大瑶山的功臣。
在黄志辉的文章中，他是这样写的：圣堂山“集华山之峻峭、衡岳之烟云、匡庐之飞瀑、雁荡之巧石、峨眉之清凉、黄山之苍莽于一身，呈现出幽静、神秘、险峻、古野的自然景观”。他比喻山上星罗棋布的奇峰怪石“有的似玉柱神鞭，立地顶天；有的像铜墙铁壁，巍然屹立；有的如晃板垒卵，摇摇欲坠；有的若顽猴赏月，寿龟戏花，呼之欲出，栩栩如生；有的仿佛宝鼎古董，玲珑剔透”。这些介绍既准确又优美。
我们这次上山，由于过了季节，没能欣赏到圣堂山的一大奇观——万亩变色杜鹃林，但我们一点也不遗憾。在黄志辉副局长的带领下，我们领略了远古石墙的沧桑，感触了绝壁栈道的惊险，品味了幽林山泉的清新，享受了虬藤厚苔的软和，见证了天梯苍松的坚韧，还体会了瑶妹土酒的魅力。一路行来，大家有说有笑，无不开心。特别是山雨初霁，凉风习习，雾岚跌宕，秀丽如黛的奇峰怪石于烟云之中缥缥缈缈，若隐若现，像在天上一般。伫立绝顶，远眺长空，一览众山小，使人心旷神怡。
我虽然自小就生长在大山里，但还从来没有爬过像圣堂山这么高的绝顶；我虽然也去过全国各地不少名山大川、名胜古迹，但像圣堂山这么壮丽的地方我也还是第一次见到。论海拔，圣堂山只是广西第五高峰，可我敢说圣堂山绝对是广西第一神山、第一美景、第一奇境！
圣堂山，我们愿意伸开双臂拥抱你，拥抱你的谷深云海、鸟鸣声声、奇峰浮云、松篁交翠，拥抱你的幽静、神秘、险峻、古野。广西山水甲天下，圣堂山更乃我们心中的一抹朝阳。还是黄志辉的话说得好：“愿作圣堂人，不愿作神仙。”
“圣堂山，阿乜！”
圣堂山的挑山工
记得多年前上小学时，语文课本中有篇写泰山挑山工的文章，是天津作家冯骥才的名篇，文中那些顽强攀登、乐观向上的挑山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是泰山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不久前我参加了《广西日报》副刊部组织的“广西文艺家圣堂山笔会”，在八桂腹地金秀县那莽莽苍苍、崔嵬险峻的大瑶山上，也碰上了一批挑山工，更加亲眼目睹、亲身感受了他们的可敬与可爱。
头一天上山时，一帮文人墨客有说有笑，还有几个瑶妹陪着唱山歌，沿途欣赏、拍照，大家无不惊叹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陶醉于圣堂山的神奇风光，所以走得很慢。从山腰的圣堂山庄到山顶的云海宾馆，垂直距离为800米，路程也才几公里，我们却走了近5个小时。我们的行李是由几个挑山工帮挑上山的，他们比我们后上山，但在半路上我们看见他们挑着沉重的担子，健步如飞地从我们身边赶到了前面。这么高的山，这么险的路，挑着这么多的东西，他们竟然还走得这么快，我的心未免一动，但为了欣赏美景，我已来不及细细思考这些了。而等到我们上山时，他们早已给我们把行李准备好了。
途中要经过一段开凿在悬崖边上的栈道，下临深渊，高逾千尺，陡如刀削。俯身鸟瞰，让人眼花脚软。好在路边有铁护栏，摸着，新的，向导游打听，还是去年才搞的。那么，当年还没有护栏时，走在这又窄又滑的石板路上，游客不心惊胆寒才怪。听导游说，当年有个广东人走到这里，一看，吓怕了，放声大哭，既不敢进又不敢退。我暗地思忖，如果是自己，打死也过不去的。那这帮挑山工当年又是如何扛重担过栈道的呢？实在不可思议。
第二天下山时，挑山工仍走在我们后面。等他们赶到我旁边，我突然心念一闪：“他挑着东西都走得这么快，我不挑东西的难道还赶不上他？”于是我加快脚步，跟上其中一个，并与他攀谈起来。他姓潘，30岁出头，原籍平南，家住金秀县城。他这一担112斤，宾馆给他的开价是每斤3毛钱，一担也可挣到30多元钱呢！过去路没有现在好走，开价是每斤1元钱。从圣堂山庄到云海宾馆，他一般要走一个半小时，路上最多歇息一次。今年“五一旅游黄金周”时，上山的游客颇多，他每天得来回两三趟。听说我是湖南人，他告诉我，山上“打工族”中，以我的老乡最多，他们比他更能吃苦耐劳，挑得更重。我问他：“过去还没有护栏，走栈道你怕吗？”他笑笑说：“怕什么，习惯了。”他说的这些都让我惊讶，可他一直是轻描淡写的。
我又心念一闪，要过他的担子，帮他挑上一阵。112斤，沉甸甸地压在肩上，挺难受。我硬撑着换了几次肩，走了三四百米，汗流浃背，头昏眼花，实在不行，只好让回给他。多年没干农活了，想不到自己还能挑一下。但跟挑山工比起来，我只有赧颜。
金秀县和圣堂山地图
圣堂山的迎客古松
圣堂山的群峰
圣堂山的云雾
圣堂山的日出
半山腰的圣堂山庄
山顶的云海宾馆
圣堂山美景之三
圣堂山美景之四
下面再讲费孝通的爱情故事，题目叫：
费孝通与王同惠、孟吟：贤妻魂断大瑶山，幸有来者共甘苦
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奠基人之一。1928年进入东吴大学；读完两年医学预科后，因受当时革命思想影响，决定改学社会科学，故转学燕京大学。1933年考上清华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系研究生，1935年通过毕业考试，并取得公费留学。翌年夏去英国留学，1938年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后流传颇广，被国外许多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专业学生必读书之一。同年回国，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曾任云南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大学教授，国务院民委副主任，清华大学副教务长，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民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费孝通
1988年12月19日，著名学者与社会活动家、78岁高龄的费孝通老人，在亲朋好友和当地政府官员的陪同下，重返广西中部的大瑶山，祭扫第一任妻子王同惠之墓。
他站在爱妻的墓前，思绪纷纭，看着山间那蜿蜒曲折的羊肠小路，仿佛又看见妻子穿行于山间那清秀的身影；听着山中清澈见底的小溪潺潺的流淌声，仿佛又听见当年瑶民为自己的爱妻送行时唢呐的声声悲泣……
相互砥砺协作，奠定共同志向
费孝通与王同惠结婚照
圣堂山上的王同惠烈士纪念亭
费孝通老人轻轻地抚摸着墓前的“同惠碑”，不由得百感交集。睹碑思人，他赋诗叹道：
心殇难复愈，人天隔几许；
圣堂山下盟，多经暴雷雨。
坎坷羊肠道，虎豹何所沮；
九州将历遍，肺腑赤心驱。
彼岸自卓越，尘世堆蚁聚；
石碑埋又立，荣辱任来去。
白鹤展翼处，落日隈远墟。
清风徐徐，百鸟哀鸣。费孝通老人看着53年前由自己亲手撰写的碑文，不禁老泪纵横：
“吾妻王同惠女士，于民国二十四年夏日，应广西省政府特约来本桂研究特种民族之人种及社会组织。十二月十六日于古陈赴罗运之山道上，向导失引，致迷入竹林。通误陷虎阱，自为必死；而妻力移巨石，得获更生。旋妻复出林呼援，终宵不返。通心知不祥，黎明负伤匍匐下山。遇救返村，始悉妻已失踪。萦回梦祈，犹盼其生回也。半夜来梦，告在水中。遍搜七日，获见于滑冲。渊深水急，妻竟怀爱而终。伤哉！妻年二十有四，河北肥乡县人，来归只一百零八日。人天无据，灵会难期；魂其可通，速召我来！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五月费孝通立。”
青山依旧，斯人已去。望着眼前的这片天地，费孝通老人的思绪，似乎又回到了1932年，他与王同惠相识的那一天……
那年，正是费孝通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的最后一年。那一天，他参加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同学的一次聚会。在聚会上，一位衣着朴素、落落大方的女孩子，吸引了他的目光。
“她是谁？”费孝通向身边的一位同学打听着。
“你说的是她？”那位同学悄悄指了指，告诉费孝通说，“她叫王同惠，也是社会学系的学生，但比咱们低两届。”
“哦，王同惠……”费孝通默默地念叨着这个名字。聚会结束后，他主动找到王同惠，做了一番自我介绍。就这样，两个人正式相识了。
王同惠于1912年出生在河北省肥乡县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曾任省议员和县长；母亲早在她幼年时就去世了，是外祖母将她抚养大的。王同惠曾就读于北平笃志女中，1932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凑巧的是，王同惠和费孝通的老师都是吴文藻教授。虽然他们二人相隔两届，但是师出同门，同系读书。正是这次聚会，让他们有缘相识。
费孝通和王同惠相识之初，只是把她当作一位普通的同学相处。但是渐渐地，他从心里对这位小师妹多了一份欣赏，觉得她和自己一样，都对知识抱有孜孜以求的精神。
1933年，费孝通从燕京大学毕业，考上清华大学研究院社会学系研究生，师从俄罗斯籍教授、著名人类学家史禄国。王同惠则继续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读书。虽然他们分属两校，但两人的爱情反而随之升温。
费孝通非常欣赏王同惠的才华和学识，知道她与自己有着相同的梦想；尤其是她不像一般女生那样爱打扮、爱显摆，而是衣着朴素、面容白皙，“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性格温婉和蔼、聪明大方，可谓才貌冠群芳。通过交往，王同惠对费孝通的才华和学识也十分欣赏，更理解他心底的理想和抱负。他们两个年轻人，就如同一对比翼鸟，快乐地往来于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之间——时而在水木清华闭门清谈；时而在未名湖畔“红门立雪”。
说到“红门立雪”，还有一个小故事：当时，费孝通课余常常骑着自行车，到未名湖畔姐妹楼南的女生宿舍去找王同惠相叙。有一天，外面大雪纷飞，天气十分寒冷，他又来到女生宿舍的红门前等候王同惠。可是，那天王同惠正有事情，而且她也不知道费孝通来了；任凭费孝通怎么等候，都没见到王同惠的面。进出宿舍的女生来来往往，很多人惊奇门口这个年轻人竟然不顾寒冷，始终在雪地上徘徊。后来，还是一位知道他和王同惠要好的女同学找到了王同惠，让她赶去见他，费孝通才免除了寒冻之苦。因此，“红门立雪”的故事就在女同学中传开了。
费孝通和王同惠除了花前柳下之外，连接他们的更有着理想的交融和心灵的默契，使得他们的爱情时时更新，不断加深。那时候，几乎每逢星期天，王同惠也都要到清华大学去找费孝通，和他一起谈论人生，畅谈理想。有时候，他们也会一起去清华园附近的圆明园废墟或颐和园游玩。多年以后，费孝通回忆起那段日子时说：“回想起来，这的确是我一生中难得的一段心情最平服、工作最舒畅、生活最优裕、学业最有劲的时期。”
当时，费孝通刚刚完成英文著述《社会变迁》的翻译——这是他翻译的第一本社会学著作。
别看王同惠当时年纪轻轻，却十分勤奋，而且在语言上又有绝对的天份，她学法文还不过3年，就翻译完成了一本法文著述——《甘肃土人的婚姻》。无怪乎老师吴文藻也评价王同惠是“现代中国作民族考察研究的第一个女子”。有一天，王同惠找到费孝通，问道：“可以把你的《社会变迁》译稿借给我阅读一下吗？”
“当然可以。”费孝通把译稿交给她之后，接着说，“我建议你去图书馆借来原版书，一边阅读，一边校对我的译稿，日后作为我们两人合译的成果出版，怎么样？”
“好哇！”王同惠欣然同意，但她说，“为了公平起见，我也有一个要求。”
“哦？什么要求？”费孝通问。
“我也刚刚翻译完成一本法文著作，是比利时籍人类学家许让神父撰写的一部研究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土族的婚姻制度及习俗的人类学著作——《甘肃土人的婚姻》。你也要帮我对这部译稿进行审校，将来也作为我们两人的合译本出版。”王同惠笑眯眯地说。
“好！”费孝通也非常高兴地答应了。
于是，他们两人经过努力，合作翻译了英文版的《社会变迁》和法文版的《甘肃土人的婚姻》。在这两本译作中，融入了他们两人的心血和智慧，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署名发表，是他们两人爱情的见证。
也正是这次合作翻译，让费孝通和王同惠两个人的感情进一步加深了。但是他们并不满足于此，王同惠对费孝通说：“以后我们一起合写一本这样的著作吧！”这句话一下子说到费孝通的心坎里了，他也憧憬着有朝一日能和恋人共同创作一本著作。
1935年夏天，费孝通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和人类学系毕业，同时还考取了清华的“庚子赔款”奖学金，准备出国留学。当时，费孝通的导师是在清华任教的人类学家史禄国教授。史教授对他说：“你最好不要急着出国留学，还是先在国内作一番实地调查，这样对你今后的学术研究和发展都有好处。”
经过仔细思考，认为导师的建议很有道理，于是决定把留学的事推迟1年。正巧，这时广西政府打算开展一个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调查项目。当他们得知费孝通正在研究该方向时，便邀请他前往大瑶山进行这方面的实地考察。
这时，王同惠刚刚结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年级的学业。当她得知费孝通要去广西搞调查时，便亦想和心爱的人一同前往。费孝通决定和王同惠同去广西大瑶山。可是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假如他们这样一对孤男寡女一路同行，在当时那个年代，必然会引起人们的种种非议。怎么办呢？经过反复思考，他们决定提前结婚。事实上，他们两人情投意合，爱情也该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了。
情侣结为伉俪，双双南下科考
不久，在燕京大学美丽的未名湖畔，25岁的费孝通和23岁的王同惠举行了简朴而浪漫的婚礼。为他们主持婚礼的，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据费孝通后来回忆说：
“我和王同惠两人相识时似乎并没有存心结下夫妻关系，打算白头偕老，也没有那种像小说、电影里常有的浪漫镜头。事后追忆，如果硬要找个特点，也许是自始至终似乎有条看不见的线在牵着我们，这条线是一种求知上的共同追求……牵住我们的那条线似乎比乡间新郎拉着新娘走向洞房的红绸更结实……”
新婚后第4天，他们便向恩师吴文藻辞别，双双南下，共同前往广西大瑶山开展科学考察工作。
大瑶山，又称金秀瑶山、圣堂山，位于广西中部偏东的金秀瑶族自治县，是桂江、柳江的分水岭。这座东北至西南走向的大山，是一个神奇而美丽的地方，不仅群山连绵、峰峦叠嶂、气势雄伟，而且古树参天、溪水潺潺、百兽麇集。由于这里地势险峻、交通不便，所以常年与外界隔绝。在大瑶山一带，世代居住着瑶族人，几乎集中了世界上最多的瑶族人口，难怪素有“世界瑶族中心在中国，中国瑶族研究在金秀”的说法。
1935年秋天，费孝通夫妇先从北平来到上海，然后从上海出发绕道到香港，再从香港到广州，最后抵达广西南宁。他们一到南宁，顾不上旅途劳累，第二天便与广西教育厅和国民普及基础教育研究院的人员一起，制订社会调查方案，查阅资料。
此年10月10日，费孝通夫妇离开南宁，在翻译和向导的带领下前往大瑶山。当时的大瑶山，被称为“蛮荒之地”。在这山高路险、人迹罕至的地方搞调察，其艰苦程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但是这对小夫妻却甘之如饴，他们一边做着社会调查，一边还不断向内地发回题为《桂行通讯》的报告。
由于这里到处是崇山峻岭，既没有道路，也没有汽车，最初他们只能雇两顶轿子，由轿夫抬着进入瑶区。在山里走了几天，渐渐地，山中的小路越来越窄，轿子不能坐了，他们只好弃轿步行。又走了几天，结果连路也找不到了，他们只得在茂密的植被中，一步一步艰难地穿行……
他们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10月18日那天到达了大瑶山腹地东南乡（现金秀瑶族自治县六巷乡）的古陈村。然而到了这里之后，他们才发现有远比恶劣环境更为严峻的现实——当地瑶人对他们这些不速之客的冷漠和排斥。
过去，瑶族有一句老话，叫做“瑶归瑶，朝归朝”，意思是说中央只管中央的事，瑶族自己管自己。虽然瑶族历来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少数民族，但是由于他们的居住地封闭偏远，加之与汉人的长期隔膜，所以瑶族并没有完全纳入到统一的政权统辖之下。即便当时广西省政府要建立“模范省”的时候，瑶、汉之间还是不时地发生民族冲突。
费孝通和王同惠搞的人类学调查，其方法之一就是要进行人群的体质检查，可是最初瑶族人不配合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他们认为，首先要以看病为名，取得瑶人的信任才行。于是就耐心地对瑶人说：“别害怕，我们是给你们检查身体的，看看你们有没有病。如果有病的话，以后我们会带药给你们吃，那样病就会好的。”一些瑶人听了还是不相信，不是根本不让检查，就是疑虑地说：“为什么那些家里真有病人的你们不去检查，却要检查我们这样身体好的人呢？莫不是要存心害我们吧?”结果，前来检查身体的人越来越少，甚至当发现费孝通他们往自己家里走时，就干脆关紧大门或是从后面溜走了。
费孝通看这个法子行不通，后来就干脆对瑶人照实说了：“我们搞人类学调查，进行体质检查是一个方法，目的就是看你们属于什么人种，是从哪个地方迁移来的。”
“噢，原来是这样呀!”瑶人听了费孝通的这番实话后，反而显得很高兴，一传十，十传百，前来接受体质检查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
费孝通和王同惠在古陈村忙碌了将近1个月。他们每天走家串户，和瑶人同吃同住，还主动帮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慢慢地，他们获得了瑶人的信任和好感，对他们的调查工作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大瑶山搞调查期间，费孝通和妻子王同惠十分恩爱，走路的时候他们经常是手牵着手。尽管他们俩平时都喜欢吃面，但是当地没有面食，他们也只好入乡随俗，每天和当地瑶人一样用红薯填饱肚子。费孝通很关心妻子，他总是先把红薯皮剥下来后再递给王同惠。王同惠也一样，她知道费孝通吃不惯鸡皮，就经常趁热帮他剥掉鸡皮。小夫妻俩互相关爱，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下依然享受着新婚的甜蜜和喜悦。
当地瑶人有一种习俗，就是客人夫妇不能在主人家里同居。因此，费孝通和王同惠这对恩爱小夫妻也不能住在一起，他们每晚都要在各自的地方休息。费孝通打趣地说：“看来，我们在大瑶山也只好暂时做一对牛郎织女了！”王同惠则微微一笑，说：“好呀，‘我们也像秦观写的那样，‘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猝然生死别离，爱妻永留岭南
1935年12月16日，这一天对于费孝通来说，注定是个刻骨铭心、不同寻常的日子：它不仅是费孝通夫妇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对古陈村调查的一天；还是他们结婚后的第108天；然而更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就在这一天，费孝通猝然间痛失爱妻，二人从此阴阳两隔！
事情是这样的：这天一大早，费孝通和王同惠在两个向导的带领下，离开古陈村，朝着下一个调查目标——罗运村走去。按理说，他们来大瑶山考察已经快2个月了，对丛林中的地貌和环境已经基本适应了，但不知什么缘故，这天他们觉得往罗运村去的山路格外难行。
还没走多长时间，王同惠就累得气喘吁吁的（当然这可能有她怀有身孕的原因），费孝通只好先扶她在土坡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休息。他掏出水壶递给王同惠，说：“你先喝点儿水吧，我们今天不着急，在这儿休息一下，顺便看看周围的风景。”
王同惠顺手抹了抹额头的汗水，喘息着对费孝通说：“你也累了，歇会儿吧！”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当他们站起身准备继续赶路时，却突然发现向导和挑夫都不见了。
“孝通，他们人呢？”王同惠急切地问。
“是呀，人怎么不见了呢？”费孝通也是一脸焦急的神情，他开始用最大的嗓音呼喊。可是四周除了深山峡谷的回音之外，再没有任何声响。费孝通和王同惠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儿。他们清楚，在这遮天蔽日、连绵无边的原始大森林里，就连当地人也要结伴同行，更别说他们这样初入大山的柔弱学生了。这时，他们觉得自己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不知方向在哪里，十分孤独无助。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两个向导还是没有踪影。眼瞅着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王同惠紧张得脸色苍白，拉着费孝通的手也在微微颤抖。费孝通定定神儿，轻声地安慰着妻子：“亲爱的，别怕，我们会找到路的！”于是，在没有向导的带领下，他们夫妻二人相互搀扶着，深一脚浅一脚，一点一点摸索着前行。
大山里的风冷飕飕的，吹得人不禁浑身发抖。矮树丛的枝叶也不时划到脸上，生疼生疼的。费孝通紧紧地牵着妻子的手，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
不知走了多长时间，费孝通隐隐约约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看样子像是一间房屋，“你快看，前面是不是个住家？我们过去看看！”他拉着王同惠快步走过去。等来到跟前时，他透过夜色看见，那是一个很简陋的建筑，像座房子一样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
费孝通不清楚那是干什么用的，再仔细瞧瞧，好像房子前面有一个门，他就想推开门看一看。没成想，费孝通双手刚刚一推，就有一堆石头和木头从上面稀里哗啦地砸下来，顿时就把他的脚给压住了。他拼命地往外抽也动弹不得。这时，他觉得腰也很疼痛……
“孝通，你怎么了?”跟在身后的王同惠看到这情景，一下子急了。
“不知道，我的脚……还有腰，都……都很疼。”费孝通艰难地说。
王同惠赶紧上前去拉费孝通。可是，任凭她如何使力气都拉不动。没办法，她只好俯下身子，拼力把压在费孝通身上的石头和木头，一点一点地搬开……王同惠本来就身材瘦弱，她一边搬，一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经过一番努力，她终于把费孝通拉了出来。
原来，这像房子一样的东西，是当地瑶人为捕捉老虎而设置的一种陷阱。由于大瑶山山高林密，各种野兽经常出没，当地人就想出了这么个法子。只要有老虎经过这里，一脚踏空，即使是“兽中之王”，也会乖乖地成了人们的囊中之物。可是天知道，这次竟然是陷进了一个大活人！
由于费孝通的脚和腰都受伤了，无法走动，王同惠就把他安置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看着妻子累得满头是汗，费孝通心里很感动。
“同惠，这里山高林密，天也黑了，我们总在这里不是个办法。我现在不能动，你还是顺着河边去找人吧。”费孝通说。
“我走了你怎么办？”王同惠不放心地说。
“我就在这里等你，没关系，只是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那好吧！”
看着疼痛难忍的丈夫，心急如焚的王同惠点点头，便起身启程，匆匆地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中……
望着妻子远去的背影，费孝通强忍着疼痛，一边暗暗地告诫自己要保持清醒，一边默默地祈祷妻子能够平安归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眼看着东方的天际已经泛起鱼肚白，可是还不见王同惠的踪影。费孝通焦急不安，“难道她……？”他简直不敢往下想了。
这时，一种不祥的预感猛然袭上心头。费孝通顾不得伤痛，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爱妻，挣扎着一点一点地向山下爬去……
费孝通爬着爬着，看见不远处的山中有一头牛在悠闲地吃草，心里想：“只要有牛，就肯定会有住家。”他朝着那头牛的方向爬过去，一边爬，一边大声地呼喊：“喂，有人吗？”
果不其然，没过多长时间，就有一个瑶族妇女出现了。等那个妇女到了跟前，两人比比划划了好半天，对方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那位妇女赶忙跑回去找人，把费孝通抬到了村子里。
费孝通焦急地把王同惠失踪的事告诉了村民们，请求他们帮助寻找。但是，村民们一连在附近的山中找了6天，还是没有任何发现。每当看到村民们失望的神情时，费孝通都是心如刀绞。
他还记得，在出事前的一天，王同惠曾悄悄地告诉他，自己怀孕了。当时他兴奋不已，一把将她拥在怀里，关切地说：“今后你可要注意身子呀！要不，你先返回北平去休养，我等做完调查后再回去。”王同惠爱丈夫，也爱他们共同的事业，她说：“我要和你在一起，继续留在大瑶山搞调查。等我们把大瑶山的瑶族各支系所有情况都调查研究完毕后，再一起回北平。”可如今他和爱妻竟然阴阳暌隔，这一天再也等不到了！想到这里，他不禁悲从中来……
12月23日，也就是王同惠失踪后的第七天，村民们在古陈村与罗运村交界的一处悬崖下的出水洞口旁，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
原来，那天晚上天色已黑，王同惠救夫心切，当她急匆匆地走到出事的地点时，这里地势险要、山泉飞流，大小石头上布满了滑溜溜的苔藓，她站的石头上方正是一股湍急的山泉，下方垂直15米处还有一块5-6米见方的大石头。王同惠的遗体，就是在这块大石头上被发现的。
可以想见，当时王同惠按照丈夫的嘱咐，沿着溪流下行，猜想必定有住家。殊不知当时天色已晚，在茫茫的丛林中，她根本辨不清方向，又不熟悉这里的环境，看到小溪就一味沿着它而下，结果越走越远。当走到出事地点时，由于山坡突然陡峭，她体力不支，慌乱中不慎一脚踩空，落入山涧的溪流之中，顺着溪流滑到一块大石头上。当时王同惠挥舞着双臂，试图想抓住什么；但光滑的石头上，她什么都抓不住……
王同惠遇难以后，当地淳朴的瑶民按照瑶族风俗，为她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第二天，由8位瑶族男青年，分别抬着王同惠的遗体和重伤未愈的费孝通，离开古陈村，到达桂平县江口圩渡口，上了轮船。费孝通原先准备把爱妻的遗体送回河北肥乡安葬，因为那里是她的老家。但船行至广西梧州时，由于天气炎热，遗体无法长途运转，费孝通只好忍痛将爱妻埋葬在梧州白鹤山上。他还请人精心设计了王同惠之墓，并拖着重伤之身，亲笔写下感人至深的碑文。
化悲痛为力量，后来者伴终生
晚年的费孝通与王同惠
费孝通的感情是脆弱的。他看着妻子的墓碑，痛心不已。他怨恨上苍不公，让他和王同惠原本是一次学术兼蜜月的幸福之旅，竟是如此惨痛的结局。
但费孝通又是坚强的。他在这段充满着柔情蜜意和美好理想的婚姻夭折之后，并没有泯灭他和王同惠的真挚爱情，反而激励着他在生活和事业的道路上，依然不屈地前行。正是怀着对妻子这份炽热的爱，费孝通在养好伤以后，继续走向中国广阔的农村，走向群众，走向农民，走向中国社会学的巅峰，并一直走向世界社会学的舞台。
翌年夏天，费孝通动身前往英国留学。两年后他学成回国，在云南大学、清华大学等地执教。尽管王同惠离开他已经两年多了，但他仍不时回忆起曾经与爱妻相处的日子。
费孝通根据自己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撰写的毕业论文而著述的《江村经济》一书，是奠定他在国际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重要地位的一本杰出著作。在这本书的卷首，他深情地写道：“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他知道，远在天堂里的爱妻，正一直在注视着自己，希望他沿着两人的共同理想继续前行……
爱妻为了他们的共同事业，为了救陷于危难之中的丈夫，年仅23岁便“怀爱而终”，永远长眠大瑶山；而性情男儿为追寻爱妻，几乎肝肠寸断，泣血呼唤“魂其可通”。他们这份感天动地的情爱，至今读起来都令人潸然泪下。这篇短短只有208字的碑文，记录着费孝通和王同惠的艰难事业与生死爱情，它坚忍不拔、缠绵悱恻，将与连绵起伏的大瑶山一起长存。
后来，直到1939年，费孝通大哥费振东看弟弟一个人过得很辛苦，就将因参加华侨爱国运动而被荷兰殖民政府勒令出境、刚刚从印尼回到昆明的孟吟女士介绍给他。费孝通和孟吟一见倾心，不久两人在春城正式结为夫妻。第二年，他们的女儿出生。费孝通给女儿起名“费宗惠”，昵称“小惠”，为的就是纪念自己的前妻王同惠。
此后55年（孟吟于1994年病逝），孟吟与费孝通相携相依，相爱相慰，载浮载沉，同甘苦，共患难。在孟吟的协助之下，费孝通先后写出大量颇有影响力的社会学论著，并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毋庸置疑，在其丰硕的成果里，必然也浸透了孟吟的心血。
爱妻魂断大瑶山，幸有来者共甘苦。费老，好福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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