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的“美女教授”于丹，因为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先后讲了《论语》、《庄子》等等，因为口才好、思路清晰，形象、气质也不错（美女就算不上了），对传统典籍又解释得比较通俗、生动、流畅、大众化（却算不上有多深刻、全面、准确、到位），美誉如潮，一下子出大名了；相关的几本著作也卖火了，简直是洛阳纸贵。（前两天，有个南方出版社的年轻女编辑说，你得学学人家于丹“老师”，人家的书为什么那么好卖呢？好好反思反思原因。你写了20几本，每本才印5000册，根本没有什么名气。要是这样下去，你就是写一辈子，写200本，也比不上人家一本卖的那么多。——哎，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的人就是这么世俗、功利，这么肤浅、简单。读过名牌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的她难道不知道，尼采的《查拉图斯拉如是说》当时仅卖了20几本呢！所以他才发疯了；但现在，他的书被称为西方现代哲学上少有的几部圣典，还是最优美的哲理性、警世性散文诗。凡高呢，生前他的画根本没人喜欢，都说很差，所以他才自杀了；但现在，整个世界拍卖的十幅最贵的画作中，排在最前面的好几幅都是他的作品。海子呢，生前根本没有发表几首诗，作品投到各报刊编辑部，人家都看不起，认为这不是什么好诗，他也只好自杀；但现在，写诗的、爱好诗的、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谁不承认海子是新中国最优秀的少数几位写白话诗的诗人之一？）

我今天就不讨论、评价于丹本人的才学和她的讲课、著作如何如何了。我们就拿她本人的命运遭遇和她所讲课的对象——《论语》作者孔子的命运、遭遇之绝然不同来对比对比，就可以想象到：像这样两个命运悬殊的人（既然命运悬殊，则除了天时、地利、人和等各方面的客观因素，也肯定牵涉到他们本身在很多方面就是大不相同的），怎么能声息相通？她又怎么能很到位地阐述人家的思想和学术精髓？

第一，于丹讲课（包括著作、言语、行为等）的话题、内容、观点、方式很为统治者所肯定、接受、褒扬，认为很有利于“和谐”、“安定”、“繁荣”，于是拿了教师、教学、学术、著作、传媒等各种各样的官方或部门、单位的大奖，到处请去当嘉宾、评委、顾问；而孔子当年却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诸侯国各君主帝王、达官贵人那里到处碰壁，主张不被接受，得不到重用，被拒绝、嘲笑、扫地出门，狼狈不堪，“惶惶如丧家之犬”。

第二，于丹讲课（包括著作、言语、行为等）的话题、内容、观点、方式也很为广大普通百姓所喜欢、捧场、赞扬，觉得她讲得、写得“精彩”、“明白”、“生动”、“棒极了”，她这个人“才学很高”、“知识广博”还“很会表达”、“气质、形象也很好”，又是京城名牌大学的博士、教授，还是个女的，真是“了不起”、“不简单”，甚至是“全国女子里数第一”的了。所以，她讲课时大家才爱看，她的书大家才爱买，她的举动大家才觉得是对的。而孔子呢，可能从古至今也没有哪个中国的老百姓会理解和敬重这样一个总是失败，困窘得很，却还似乎“没有自知之明”，非常“迂腐”、“可笑”的人。连正在干活的农家老头都看不起他，哂笑他是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糟老头子；而孔子被奚落、歧视了倒还很尊敬他，说他是个“隐士”“高人”。看来，夫子是早已被人骂惯了、笑够了的。

第三，正因如此，这两人的社会地位、待遇、收入，物质生活差别极大，可谓判若云泥。于丹，名牌大学教授、博导，中央电视台节目著名嘉宾，许多媒体、单位、地方、活动的特聘、特邀名人；频频在电视、报纸、网络、重大场合上露脸，风光得很，得意得很；工资、奖金、讲课费、稿费、各地的各种邀请费、好处费……钱大把大把拿；生活殷实而优裕，经常坐飞机、进口车，满天下跑，到处云游，吃穿住玩都是最高级享受（甚至还不用自己花钱——花也花得起），养尊处优，闲情逸致，过着富足的资本家式生活。孔子，一个既穷又酸的糟老头子，“丧家犬”，上到统治者下到老百姓都看不起、不理解，生活清苦，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茅屋为秋风所破”，“举家食粥（连粥也不是天天有得吃）”，衣衫褴褛，形容枯槁，满脸悲戚，孤独冷落。

你想，这两个人要是生在同一时代，而且相遇了，会产生接触、交流和对话吗？会有共同语言吗？如在古代，则一个是贵妇人，一个是乡下糟老头子；如在今天，则一个是京城学府著名教授，一个是边远山区小学民办教师——想到这里，你还会觉得于丹能讲好《论语》吗？你还会听她的讲课、读她的书吗？

至于《庄子》和庄子，那于丹就更难讲了。因为她与孔子还都算得是俗世中人，只是差距太远了一点；而庄子可是世外高人、“庄半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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