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大唐之变》
(2025-07-22 09:5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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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安史之乱安禄山李隆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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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盛唐崩裂的根源
——读袁灿兴的历史小说《大唐之变：安史之乱与盛唐的崩裂》
本书最让我信服的是袁灿兴对“安史之乱”两大“影响”的总结——
其一是“安史之乱”对大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安史之乱”后，最鲜明的政治表现是“皇权开始弱化”，宦官的权力和地位得到大幅度的上升，以至可达到“操控朝政，废除皇帝”的地步；二是军事。“安史之乱”后，貌似大唐又得到统一，其实，依然是军阀割据，“河朔诸镇拥兵自重，彼此厮杀争雄”，大唐王朝自此失去了高度集权的军事统治地位；三是地域。“安史之乱”后，由于连年的战乱和纷争，使大唐元气大伤，经济和军事力量极度下滑，这样迫使其原有的统治力逐渐萎缩，遂无可奈何的放弃了对边缘地区的管理，使广阔的中亚地区从此淡出了大唐的版图。
其二是“安史之乱”对后世的影响，也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经济重心南移。“安史之乱”爆发后，“由于许远、张巡死守睢阳，使安禄山一直未能南下，南方得以保全，生产力未受破坏，未被战火燃及的南方成为北方人口迁移的主要方向，北方人口的大量南下不但为南方带来了大量宝贵的劳动力，也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入南方，使江南的经济日益发达，并最终凌驾于北方之上”；
二是政治重心南移。“安史之乱”对大唐造成最大的毁灭是“两京”，即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其中有安禄山攻陷时的破坏，也有回纥帮助大唐收复时承诺的掠夺，此后，“中原王朝的政治重心也开始转移，五代之中只有后唐定都洛阳，其他四朝乃至北宋以后的各个王朝均不再定都于长安或洛阳”；
三是文化重心南移。随着经济重心和政治重心的南移，大唐之后，儒家文化思想也随之南移，在金陵等地占去了制高点，所以，钱穆曾说：“唐中叶以前，中国经济文化之支撑点，偏倚在北方(黄河流域)。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点，偏倚在南方(长江流域)。这一个大转变，以安史之乱为关捩。”
袁灿兴在本书中概括道，安禄山反叛的原因是“各种因素合力造成的”，其中，他特别指出“随着利益集团的壮大，安禄山的权力和野心也在逐渐膨胀，哪怕他不想造反，他身边的一群谋士良臣已是摩拳擦掌，迫不及待地要争雄天下。”这是从安禄山主观的角度来解析安禄山反叛的原因，一是权力和野心的膨胀，二是身边人的怂恿和鼓动。但我觉得这是安禄山反叛的次要原因或者说是表层原因，特别是“谋士良臣”的怂恿更是不足挂齿，其实安禄山反叛的根本原因或者说是深层的原因还是在大唐，在大唐当朝皇帝李隆基身上，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由于李隆基的色迷心窍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天宝十一载十一月，由于李隆基对杨玉怀格外宠幸的缘故，在杨贵妃的一再央求下，便许诺将其堂兄杨国忠拜为相，这一匪夷所思的懿旨，令倾心辅佐唐玄宗，苦苦独撑大唐盛世的当朝宰相李林甫大为不快，心生愤懑，忧虑交加，突发口眼歪斜，不省人事，不久因病去世。随后，杨国忠不但当政为相，而且在得宠后构陷李林甫有谋反之罪，这时的李隆基被杨玉环的色和杨国忠的谄迷住了双眼，根本分辨不出青红皂白，于是勃然大怒，下令剥夺了李林甫生前的所有官职，贬为庶民，并剖开李林甫之棺，取出其口中所含的珠宝，剥去其死后所穿的金紫衣，然后，将李林甫的大棺换成小棺，按照平民下葬。李隆基的这一番不同寻常“神”操作，令镇守北方，拥兵百万的节度使安禄山在震惊之余更是大为不快，尤其是对杨国忠深恶痛绝——其一是陷害了他敬畏的李林甫，其二是劫取了他觊觎许久的相位，于是，在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初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发动叛乱，声言“清君侧”，矛头直指杨国忠，十一月十五日李隆基闻悉安禄山叛变后，于二十一日在长安将安禄山长子安庆宗腰斩，这样，安禄山与李隆基彻底翻脸，同时也坚定了安禄山反叛的决心，加快了安禄山反叛的速度，十二月十二日，安禄山攻克洛阳，并于天宝十五载（756年）正月初一在洛阳登基称帝，宣国号为大燕，与大唐王朝呈分庭抗礼之势。
“安史之乱”从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始，至广德元年（763年）史朝义在温泉栅自杀而终，历经八年，战火绵延了大半个中国，参与其中的主要人物也在这八年中相继离世，隐入历史的尘烟，如，诱发“安史之乱”的当朝右相杨国忠和宠妃杨玉怀，先后称帝的叛乱主将安禄山和史思明，坐拥大唐的两任皇帝李隆基和李亨，以及先后诛杀其父的安庆绪和史朝义等。那么，耐人寻味的是“安史之乱”是如何平息的？也就是说已经攻克两京且称帝的安禄山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可能是杨国忠、杨玉环在逃至马嵬驿时的被杀，也可能是李亨在灵武称帝后的重整旗鼓，但在我看来主要有两点：一是李亨充分利用和寻求了回纥铁骑的支持，他们是大唐收复两京，平息叛乱的主要军事力量，可以说，没有强悍勇猛的回纥铁骑，就没有大唐的复兴；其二是安禄山和史思明如出一辙的先后被其子所杀，这既说明了安禄山和史思明在政治统治上的弱智，也验证了“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的道理。
历史就是这样残酷无情，时时昭示着“性格决定命运”的铁律，李隆基膨胀无度，纵欲好色的本性，决定了他落荒而逃的悲戚，杨国忠不自量力，为所欲为的性格，决定了他碎尸万段的恶果，杨玉环谄媚逢迎，有恃无恐的本性，决定了她无可奈何的自缢，安禄山凶悍鲁莽，独断专行的性格，决定了他被他最亲信的人所杀，史思明粗鲁暴戾，无知无畏的性格，决定了他被其子缢杀的命运。
最后说一下读完这本书的整体印象。虽然作者在“前言”中特别说明，本书是“以纪实的手法，以生动的笔调，解开历史的迷雾，展现大唐帝国的巨变与纷争，揭示这一变乱中人物的心理和命运”，但我觉得，本书是作者依据详实的史料，通过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恣意撰写的历史小说，也就是说，本书虚构演绎的成分很大，可以说与“纪实”相距甚远，在读时我总是被虚假、虚拟和虚伪缠绕着，同时兼有啰啰嗦嗦的絮叨和慢条斯理的拖沓，总让我感到难以切中要害，求得主旨，由此，再也不读袁灿兴的想法渐渐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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