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文学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的儿子周海婴曾说:“父亲从日本回国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实际上鲁迅也是一个教育家。父亲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他说话很和蔼,是一个温和的中文系老师。”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2月鲁迅把他博学的弟弟周作人推荐给蔡元培,4月1日周作人到北大任教。8月蔡元培请鲁迅为北京大学设计了校徽,沿用至今。
1923年夏天,林语堂偕夫人从欧洲留学归来。同年9月重返北京,由胡适引荐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主讲文学批评和语言学。据林语堂回忆,那时的北大教师分成两派,一派以鲁迅、周作人为首,一派以胡适为首。可见这个兼职的鲁迅在北大有多大的魅力了,他以写作成名,但他讲课更是不得了。
鲁迅在北大讲课时,凭他渊博的知识,从不带讲义教案之类的东西,讲课是深入浅出,能旁征博引。听课的学生看着他身着一身黑色的服饰,上面的补丁如黑夜里的星星,常引得大笑。但他的课对学生来说是如逢甘露,而且他从来没有点过名,即便是生病的学生也不会缺席,学生个个瞪大眼睛,竖起耳朵,生怕少听一个字。
在北大鲁迅每周只上一次课,他的课堂上沸腾着年轻人青春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与其他老师枯燥沉闷的课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课原本是国文系的专业课程,而坐在课堂里听讲的,不只是国文系的学生,别系的学生、校外的青年也不少,甚至还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他讲的课程是“中国小说史”,上课时,鲁迅实际讲的却是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对文艺理论的探索。有的人听了一年课以后,第二年仍继续去听,一点也不觉得重复。
据著名作家冯至先生回忆,当年他在北大读书,1924年暑假后,他第二次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课时,鲁迅一开始上课就交代说:“《中国小说史略》已印制成书,你们可去看那本书,用不着我在这里讲了。”那时,鲁迅正在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一书,鲁迅边译边印,上课时就把印成的“清样”先发给学生作为辅助的教材,鲁迅在课堂上也没有按照所发的“清样”来讲,讲的内容所涉及的范围比讲“中国小说史”时更为广泛。鲁迅讲课时除不照本宣科外,其语言表达也很有魅力,讲到莫泊桑的小说《项链》时,“用沉重的声调读小说里重要的段落,不加任何评语,全教室息无声,等读到那条失去的项链是假项链时,我好像是在阴云密布的寂静中忽然听到一声惊雷”。鲁迅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很中肯和剀切的,跟传统的说法很不同,谈到秦始皇时,他说:“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论者都是本朝的人,对他们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谈到曹操时,他说:“曹操被《三国志演义》糟蹋得不成样子。且不说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的建树,就是他的为人,也不是小说和戏曲中歪曲的那样。像祢衡那样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杀掉了。”冯至评价鲁迅的课时说:“他讲课时,态度冷静而又充满热情,语言朴素而又娓娓动听,无论是评论历史或是分析社会,都能入木三分,他的言论是当时在旁的地方难以听到的。”
连当年在北大作旁听生的对鲁迅的课也十分喜爱。据后来成为作家的鲁彦周回忆,他当年旁听鲁迅先生的课程:“每次每次,当鲁迅仰着冷静的苍白的面孔,走进北大的教室时,教室里两人一排的座位,总是挤坐着四五个人,连门边走道都站满了校内的和校外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学生。教室里主宰着极大的喧闹。但当鲁迅先生一进门,立刻安静得只剩了呼吸的声音。他站在讲桌旁,用锐利的目光望了一下听众,就开始了‘中国小说史’那一课题。”“他的身材并不高大,常穿一件黑色的短短的旧长袍,不常修理的粗长的头发下露出方正的前额和长厚的耳朵。两条粗浓方长的眉毛平躺在高出的眉骨上,眼窝是下陷着的,眼角微朝下垂着,并不十分高大的鼻子给两边深刻的皱纹映衬着才显出一点高大的模样,浓密的上唇上的短须掩着他的阔的上唇——这种种看不出来有什么奇特,既不威严也似乎不慈和。说起话来,声音是平缓的,既不抑扬顿挫,也无慷慨激昂的音调,他那拿着粉笔和讲义的两手从来以没有表情的姿势帮着他的语言,他的脸上也老是那样的冷静,薄薄的肌肉完全是凝定着的。”“他叙述着极平常的中国小说史实,用着极平常的语言,既不赞誉,也不贬毁。”“然而教室里却突然爆发出笑声了。他的每句极平常的话,几乎都须被迫地停顿下来,中断下来。每个听众的眼前赤裸裸地显示出了美与丑,善与恶,真实与虚伪,光明与黑暗,过去、现在和未来。大家在听他的中国小说史的讲述,却仿佛听到全人类魂的历史,每一件事态的甚至是人心的重重叠叠的外套,都又给他连根撕掉了。于是教室里的人全笑了起来,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未完待续)
(摘自2007年11月《科学奥秘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