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涛满月不久，我们从珍姐家回到广雅自家。阿波和我、小保姆阿衡，三个人给新生儿喂奶、洗澡、换衣、哄睡，同时解决我们的买菜做饭洗衣。1980年11月广雅建校92周年，这是文革结束首次举办校庆活动，我抱着不足40天的儿子参加。海内外广雅人奔走相告，尽可能回母校欢庆。我父母破例来到广雅，我迎上前带去校门口接待处。学生招呼老人在家长签名簿签名，父亲笑道：“我是30年代初的广雅学生，是家长也是校友啊！”不过他没读到毕业，离校后也没与师生联系，倒是一家三代与广雅结缘。先后入读广雅有：父亲、大哥、我、弟弟、三妹、大姐的儿子等六人，连大嫂的妹妹共七个学生，加上二女婿是广雅教师，外孙远涛后来入广雅托儿所，所以共有九个广雅人。

       少年吴有恒从恩平考上省立第一中学（广雅当年名称），记得广东学生住“东斋”，广西学生住“西斋”，如今这些建筑都不存在了，但山长楼、冠冕楼等古迹犹在。我抱着远涛陪父母参观校园，忽然章立鸿迎面而来，叫一声“吴老师、曾老师”，就走在我身旁。我心想这算怎么回事？认得他的老师同学，别误会他和我是一家！我低声说：“别跟着我！”他笑笑，还走了一段。此后每年校庆他都回广雅，在1960级学生集合点等我，同学们已见惯不怪。

       三个月很快过去，我准备回《广州文艺》上班了。听同事们说，编辑部已从清泉街（应元路）搬到环市东路377号办公，我从位于西村的广雅中学回单位，比原先远一大截。阿衡是未婚农家女，无法独立照顾婴儿，我们唯有辞退她。珍姐找到仰忠街的邻居黎姨，答应把远涛带回家照料。黎姨有儿有女经验丰富，我和阿波顿时松一口气。没想到我第二天睡了个好觉，上午回娘家看望妈妈，傍晚才回到广雅。刚走进后门，远远就看到黎姨抱着远涛等我。她望眼欲穿地把孩子送我怀里，说昨晚换了陌生环境，孩子整夜啼哭，整层楼的人都被吵醒，对不起，我不敢替你带孩子了。阿波父母早逝，我父母年老，珍姐要上班养家，怎么办呢？妈妈想起退休女工仲姨，我设法找到就住盘福路尾的仲姨（远涛叫她仲伯伯），她答应白天把孩子送去，晚上接回广雅。仲姨住某局宿舍大院，丈夫是技术员，她脾性温和，家中整洁，几个儿女都懂礼貌，也很喜欢远涛。她负责婴儿一日三餐、哄睡、玩乐、洗澡、更衣等等不轻松，我们每月付45元费用很实在。

       45元已超过我本人月薪，夫妻俩伙食、孩子衣物等开支，全靠阿波几十元工资。我在家安胎大半年，《广州文艺》对我足够照顾。期间遇到提薪机会，名额有限，我觉得没资格，单位却按规定给我加薪。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编辑部上下都如此厚待我呢？为鼓励生育独生子女，规定母亲可休假一年，我主动只休三个月。那时有网兜代替传统背带，孩子在大人怀里方便照看。阿波每天早上用网兜带儿子，骑单车到盘福路仲姨家，我傍晚去接儿子回广雅。上班路远中午无法哺乳，儿子三个月就断奶，吃大庆全脂甜奶粉加淮山粉，仲姨还会按经验给他添加辅食，把远涛养得结实可爱。我们没买过进口奶粉，太贵了负担不起，而且能吃上国产奶粉就很幸福了，在阳山，多少农村孩子压根没尝过奶粉，都是喝粥水、吃番薯玉米长大的。

       记得第一次回杂志社，我清早就在西村总站坐公共汽车，经克山等几站到火车站，再转车经环市西、环市中，直到环市东。看起来是一条直路，实际车少乘客多，挤不上或堵车严重，途中很费时间。我找到环市东路377号，隔着铁门望院子，花木扶疏，寂静无人，便按响门铃。里面传出大嗓门：“边个啊？边个啊？（粤语：谁呀？）”出来一瘦削老人，问：“点解你咁早来稳人啊？（粤语：为什么你这么早来找人呀？）”我答自己是《广州文艺》的。老人边开门边说，怎么没见过你？我解释休完产假从西村来上班，怕迟到，他说：“个个都无咁早返工，你以后都唔使咁赶喉赶命。（粤语：人人都没那么早上班，你以后也不用这么赶时间）”从这天起，我认识了周伯——周策源，命硬心善的人。他曾是某粤剧团文武生，在50年代初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挨整，押送青海劳改。几十年不知他怎么熬过来的（我后悔没请周伯讲讲往事），等回到广州平反冤案，早已无家可归，妻离子散。周伯听说妻儿去了香港，花钱在香港报纸登寻人启事，但没有任何回应。文化局安排他住进广州文艺小院，晚年不至于孤苦伶仃。周伯喜欢听、唱粤曲，喜欢用毛笔把打油诗写在报纸上，张贴在门边、过道、卫生间等处，提醒各位爱惜粮食、节约水电之类。有些年轻人没做好，周伯就大声批评，也有些人是半开玩笑惹火他。有人说，周伯好似个个都呶（粤语：骂），就是不呶幼坚，他答：“幼坚样样都做得好，我梗系唔呶佢啦！（粤语：我当然不骂她呀。）”主编刘家泽脾气暴，同事也说过类似的话：“老刘几乎个个都呶过，就系无呶幼坚（粤语：就是没骂幼坚）。”因为我认真做事，没出什么差错，主编满意呗。

       每天我的轨迹：早上到环市东上班，中午在杂志社吃饭。杂志社没集体开伙，我们曾在广州友谊商店职工饭堂搭食，也曾各自在办公室煲饭、煮面，或去附近新开的荣记吃粥粉。我五年如一日用电热杯煮汤面，若去荣记就买最便宜的鱼骨腩粥。有时买两瓶酸奶或买一小碗糯米饭做午餐。生完孩子的我没发胖，反而因为劳碌偏瘦，体重保持100斤。下午没规定坐班，我三四点先回盘福路娘家，五点后去仲姨家接远涛。用网兜将儿子挂在胸前，走20分钟去东风路搭车。正逢下班高峰，很久才有车靠站，乘客蜂拥而上，我总是最后一个。上去立即转身面向车外，用手臂护住孩子。景物匆匆掠过，儿子沉沉入睡。汽车开过东风西旱桥，拐进西村总站，乘客各自归家。我家已退还女生大楼楼梯底，三人住科学馆楼顶，待会让儿子在床上睡，我和阿波就能安心吃晚餐了。一般七点多开饭，如果等车的人太多，我怕下一趟也挤不上，就宁愿选择步行。网兜里的儿子可不轻，我像一只母袋鼠，却没法跳跃，只有一步步向前。走到旱桥顶就沿楼梯下去，经广雅前门到家已八点，阿波还在耐心等母子俩。

      每日劳累都没啥，比较麻烦的是每半月一次，要去沙河的印刷厂校对。该厂前身是八路军总政治部印刷所，于1938年抗战时期在陕北延安小砭沟选址建厂。80年代初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215工厂，后来改为广州华南印刷厂，厂址在沙河濂泉路42号。濂泉路不陌生，小时候几姐妹去白云山滴水岩抓小鱼虾，就从沙河走濂泉路到山脚下的溪流。问题现在不是去玩而是去工作，时间相当紧迫。早上我赶回环市东377号，司机开“三脚鸡”（三轮摩托加可载人载货拖卡）送我去濂泉路42号，他就开车走了，要运货或干其他活。当天我要校对一本杂志和一份报纸清样，捡字工人逐一改正错漏，我最后校对一遍就签名付印。《广州文艺》是月刊，《南风》是半月刊，所以一次轻松些，另一次工作量双倍。中午在厂里搭食，校对室员工午休，我则自觉加班，否则当天做不完。校对室领导问过我情况，不止一次对员工说：“你们有大学毕业生，有干了一二十年的老员工，人家高中毕业，工资40多元，独立完成一报一刊校对，不简单吧？”还感叹：“你们领导也够省心的，编辑、主编都没来，就让校对签名付印！”我淡然一笑，心想编辑、主编都知道我有能力把关。父亲任总编辑的《羊城晚报》陆续招员工，《广州文艺》有作者带着副主编高乃炎的信来广雅，请我帮忙推荐他去晚报，我答应把材料转给父亲，不久他就凭实力当上晚报记者。有人建议我也进晚报，先当校对以后再转编辑，福利待遇也会好些。我觉得没有必要，人要知恩知足，《广州文艺》需要我，我就安心做校对。

       傍晚完成校对任务要回家，不好让司机在单位等电话开“三脚鸡”来接，不然他要算加班的。那时没有出租车，就算有我也舍不得花钱。沙河濂泉路服装市场1980年前后已兴起，那一带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我沿濂泉路走到沙河坐公共汽车，换乘几趟回到广雅已夜深。凡是我要去印刷厂，都由阿波骑单车去盘福路接儿子。我拖着疲惫的双腿上三楼，顶层11平米小屋透出灯光。迈进门，走到大床旁，端详儿子熟睡的样子，我已十几小时没抱他了。“涛涛，涛涛……”我抚摸孩子嫩滑的脸，轻声呼唤，明朝阿波要送他去仲姨家，母子来不及亲热。儿子睁眼认出妈妈，伸手要抱抱，我把他搂进怀里，倚靠着土沙发，累呀饿呀都不在乎，享受我最幸福的时光。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广州文艺杂志社大部分成员在环市东路377号院门口合影。前排左起：朱光天、彭泓冰、陈茹、曾应枫、陆龙威、杨家聪；中排左起：岑之京、詹忠效、钟子硕、王璞、吴幼坚、卢慧龄、高乃炎、刘家泽、谭龙生；后排左起：方亮、黄铮、周金灼、霍之键、李树政、林司机、梁建生。


丁戈(左一)与战友们在延安北关外联防军司令部通信训练队合影(1946年)

1980年广州文艺杂志社附近出名的建筑是广州友谊商店和白云宾馆。

仲姨（远涛叫她仲伯伯）、她女儿抱着远涛的三人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