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中老年人，都会记得1979至1980年间，劫后余生的人们热血沸腾，要抢回文革十年耽误的时光，重振濒临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那时大家想法都很单纯，相信国家好个人才有希望，都愿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出力。31岁的我服从组织安排，离开工程处机关，独自到一艘挖泥船“蹲点”——深入基层参加实际工作，进行调查研究。船长和政委欢迎我去“指导”，但我明白自己没那个水平，只能干点小事：搞搞公共卫生，帮帮厨房大师傅择菜、出出宣传栏。船上几十号男子汉，突然来了个年轻女性，相貌端庄脾性温和，他们自然不会排斥，腾出个小单间给我住，可能是主人去别处挤挤吧。但我还是给他们带来些不便。比如上厕所、浴室，都要看准他们不使用的空隙。幸好我擅长与人交谈，工余和船上干部、工人个别谈心，对方很容易消除陌生感，聊起个人经历、家乡亲人、恋爱婚姻等等，能打发掉不少时间。不然每半月才上岸休两天，在挖泥船上待半个月也闷。船员每隔一段时间就争取上岸走走，他们把这叫做“打地气”。长时间适应在颠簸中保持平衡，有人刚上岸感觉地面微晃，我就是如此。

       1979年1月1日是周一，元旦休假正好回家补充营养。周日吃过早餐，我和阿波各骑一辆单车去东风市场，买回牛肉、牛肝补充营养。也许是路上连颠带累，睡到半夜出现流产先兆。天亮后我俩不敢再骑车，也不敢走远路去大姐家，只是缓步走到湛江水产学院，拐进去找大姐介绍过的一位中医。他妻子在家热情招呼，端茶递水，说医生出门了，让我俩等他回家。她开了收音机，播音员正播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是方明深情醇厚的声音：“亲爱的台湾同胞：今天是1979年元旦。我们代表祖国大陆的各族人民，向诸位同胞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祝贺。”我坐在中医家小矮凳上不敢动，逐字逐句听方明播报了全文。公开信写得入情入理，听着感觉暖心。可我眼下担忧的是医生几点回来，忐忑不安地等了两个多小时，暗暗祈求孩子能保住。医生回来替我把脉后，开了安胎药方，阿波先陪我慢慢回家。我随便吃点东西就躺下，他骑着单车去市区捡药。

       等到黄昏他终于回来了，拿着一块阿胶解释：“安胎药里有阿胶，我找遍湛江市的中药店竟买不到！刚才在家属区‘打锣噉搵’（粤语：到处找;兴师动众地找），个个都话‘大学生’老婆急需，哪家有阿胶就借给她。好彩问到一家借来一小块。”等熬好药给我服下已是半夜了。从第二天起，我在家服中药安胎，也去医务室打黄体酮针保胎。我托亲友帮忙买阿胶，阿波说：“买到即刻还畀人地，其余留返嚟守门口。（粤语：买到立即还给他人，其余留下以防不时之需。）”没过多久大嫂托人从广州带来一盒阿胶，我还来不及用，大嫂就通知千万别服用，可能是假药！她信中附寄小块剪报，是有人制造贩卖假阿胶的消息。大嫂买阿胶正是那些天，她怕偏偏买到假货。我们只好继续找阿胶，那时物质匮乏，想买点好东西不易。家属们热心推荐糯米炖鲤鱼、嫩公鸡炖汤等等，说我身体太弱，要滋阴补血、补中益气、强身健体，才能养好胎。阿波下班就去采购食材，回家忙碌半天，我则只是休息，有时下楼散散步。

       我一贯缺觉但总舍不得睡，不知从哪里借来妇产科书籍翻阅。有些内容看了挺可怕，比如人流手术注意事项，提醒医生别因要清宫彻底，而将患者子宫壁刮得太薄，以致影响育龄期妇女生育。更吓人的是，因操作器械不慎，造成孕妇子宫穿孔……我看得头皮发麻，心里留有阴影。那时在家除了听收音机，再无其他可做，我忽然想到，不妨把中学日记重看一遍。这是我读广雅六年的12本日记，文革抄家风声紧，我想把日记转到工人家庭保管，女生吴年秋答应了，我立即赶回家。可是迟了，绑好的12本日记，全被抄家的红卫兵拿了！1968年，广州各派组织大联合，我的日记上缴到省军管会吴有恒专案组。解放军编号审核每篇日记，没发现父母对我有任何坏影响，便将日记发还。我当时对阿波说：“你1967年才认识我，之前我是怎样一个人，你没机会了解，现在看日记正好。”既然他看过，我也重看过，我已转到工业系统，今后不搞创作，日记就没必要保存了。经历过文革的人，真是心有余悸。听说红线女私人信件曾被公开，我不愿死后日记落入别人手中。于是，我撕烂日记本，看着它们在炉灶里化为灰烬。

      在家休息几天后，从广州调来的政工办主任登门了。“钢坚啊，局里准备召开表彰先进大会，湛江工程处要报送集体和个人材料，大家说你最善于整理，质量有保证，你看是否在家弄一弄？”他递过来厚厚一叠材料，语气诚恳。称赞我写作像绣花的主任已调走，我不忍拒绝新主任的要求，答应赶写材料。本来安胎需要多卧床休息，避免过度劳累，而我坐进藤椅里，用大枕头垫在腰后，边打针吃药边埋头苦干。那些基层上报的材料，以及同事采写的材料，都相当粗糙零散，我要认真阅读、仔细筛选、拼接打磨，不能惜力偷懒。12天后，我流产了。这是我第二次怀孕，夫妻俩都觉得惋惜，看来要调养一番，才能再要孩子了。 

       1979年上半年，我没保住胎儿，还险些被调岗，说来挺不如意的。但广州传来好消息，值得欣喜。父母的政治待遇1978年恢复了，1979年上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关山（我童年伙伴鲁雄的父亲）1957年被错划右派，蒙冤22载，1979年平反了。父亲与关伯伯等老战友合影，笑容是发自内心的。还有一位老朋友是经济学家古念良，境况也好起来了。上世纪50年代，父亲任中共广州市委秘书长、书记期间，分管过共青团、统战、财经等工作。广州市第—、第二个五年计划都是他与古念良及另两位干部共同起草的。古念良被错划右派20年，1977年借调北京从事经济研究，父亲托他把《对经济工作的七点设想》带给许涤新。七点设想是：免公购粮；计件工资；合同计划；企业自治；科技革命；资源致富；充分就业。父亲写道：“我们的经济，已经十年徘徊，二十年徘徊了。要不要有个出路？能不能前进？实在是忧心忡忡。实在是连这样想一想也要有很大的勇气。……既然想了，那就写出来吧。‘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他发自肺腑地呼唤着改革：“现在，决定的一着是经济工作的改进。多渴望这改进啊！翘首以待之。”据古念良说，许涤新赞赏道：“这个人很爱国！”1977年父亲还不能公开对经济工作的设想，1979年，广东省委决定由吴有恒出任正筹备复刊的羊城晚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时，父亲知道可以大声疾呼了，立即放弃长篇小说创作计划，投身对改革有更直接影响的新闻事业中。

当年大量宣传画号召人民为四个现代化出力

进口挖泥船

国产挖泥船

挖泥船施工

船上伙房

船上餐厅

海鱼、面食、菜汤、牛肉、牛肝

就近去湛江水产学院找中医开药


《人民日报》1979年1月1日刊发的《告台湾同胞书》

阿胶、黄体酮注射液、人参精、鹿茸精

糯米炖鲤鱼、嫩鸡公炖汤

妇产科书籍

上世纪60年代日记本

表彰先进大会宣传

几款新长征突击手奖章

1978年左起：吴有恒、关山、梅重清、郑铮、罗哲民合影。

1979年7月父亲在高鹤沙坪第二招待所完成《滨海传》17-26章及跋的写作。父母在住房走廊留影。

1979年7月老战友关山与何岗路过高鹤，在第二招待所与吴有恒夫妇合影。

1979年吴有恒曾珍夫妇与古念良在北京相见，于天安门广场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