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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岁的退休编辑、同志母亲吴幼坚2024年9月2日傍晚摄于广州东山湖公园。
60年代的中学也搞“政审”
台风“摩羯”来了,据天气预报,它维持超强台风级别,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7级。预计其将于9月6日下午到夜间在阳江阳西到海南琼海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5日傍晚广州越秀区下起雨,不过时间较短,预报6日广州降水增强。看来这次台风对广州影响不大,但至少我这两三天无法去东山湖即兴独舞了。以往傍晚进园走向贴水桥时,会随手拍照,今日发表的照片,是8月27日和9月2日剩余部分。G10相机不咋的,拍摄技术也马虎,但还是能看出77岁老人,对许多景物保持着兴趣:白鹭、喂黑天鹅的男人、观看天鹅的父子、嬉戏的男孩,还有夕阳西下的画面。
9月4日我发图文《共过患难的农友都很“长情”》,没想到引起较多同辈读者的关注。原广州四中去东莞茶山插队的江筱梅,比我年长些,1964年当知青,她看完公众号文章,立即赞赏10元以资鼓励。她看到广雅阳山知青谭树荣“非法探亲”的遭遇,十分感慨地说:“当年我们知青在东莞偷渡去香港是家常便饭的事,人们都无须隐隐蔽蔽,是很公开地讲的,因为当地农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去香港,有些是走正规渠道,有些是偷渡,他们都觉得是很平常的事。这次我们回东莞参加下乡60周年纪念活动,见到当年那个党委书记,我和他聊起来,问他你女儿在哪里啊?他答去了台湾啦。因为很多台商来投资创业,他女儿和台商相识,后来就嫁到台湾了。书记的侄女嫁给我们一个知青,两夫妻也偷渡去了香港。他们太多人把这类事看得很平常,如果在内地就会觉得很严重了。”
曾在阳山共度艰苦岁月的知青,纷纷表示对该文的认可。李穗立评议:“挺让我动容的一段文字。”陈挺说:“谢谢幼坚留下珍贵的回忆。”罗伟平、陈子元、何莲彬、杨小杨等人都点赞。
翟广在阳山群写道——
吴瑞雅在班群转发了幼坚的帖,引发吴行赐的感慨:@瑞雅@周小元:我看后亦感叹万分。“行山党”(阿坚注:常结伴爬白云山的广雅校友)中,谅你两位都比较熟悉,曾经同一间大宿舍,在球场上多次碰脚的谭树荣。他之所以有点自卑,是有缘由的。1964年,我们足球队拿下全市初中组冠军,冬天代表广州去三水,参加省分区賽。谭头与扭茅(林中一),因为政审唔(粤语:不)过关,冇得(粤语:没能)去三水。这是李耀华老师亲口告诉我的。可见文革前,唯成分论已经在教育系统实行了。去踢波之嘛(粤语:去踢足球而已),又不是招飞行员!搞到上场的七个主力,少佐(粤语:少了)右边锋,右边卫。于是,王江洲顶谭头位,和味佬顶中一位,有时亏佬替补上场,打锋。甲班同我地最倾得埋者(粤语:甲班和我们最聊得来的人),谭头、南昌、弘业、包头、扁头。
王英看了翟广转发这段话,感叹道:“一石激起千层浪。”翟广回应:“我也正想说这句话,原来谭树荣有那么多人关注他。也反映了当时学校确实很‘左’,现在我班同学聚会,我才知道不少同学在校未能入团,也是家庭原因。”陈挺说:“我班也有同样情况。”是的,越来越多事实表明,广雅中学文革前是很“左”的。其他学校同样执行上级规定。当年我们不了解实情,也由于年轻单纯,看不到在入团、升学问题上,多少学生被“政审”卡住,改变了命运。我在校文学组认识的一位高中生,姨丈解放前去了台湾,他政审不过关,不能上大学,去珠海的农场劳动。他回城后全面提升自己,担任某公司党总支书记。
我第55篇回忆录有如下一段——
1965年7月7日-9日,全国高考日,新五甲参加高考,高三甲乙班旁观,1966年才轮到我们。学校每天租公共汽车送考生往考场,回程各自步行。饭堂早餐从四人一碟炒粉,改为高考生两人一碟,晚餐还为他们加菜。学校对新五甲寄予厚望,师生们也信心满满。公认成绩最好的张庆元外号“权威”,参加完数学试后,班主任兼数学老师要他立即把试题和答案默写出来,事后证明他默写的试题和他的答案完全正确。与他同桌的关鲁雄回忆道,张庆元在填写政审表时,因为父亲是老革命,就在家庭成分栏填写“革命干部”,但学校认为他从小在地主爷爷家长大,应该填写“地主”,而他不服,坚持填写“革命干部”。为了争口气,张庆元填报志愿每个都填清华,志在必得,却最终都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
单纯幼稚的中学生们,哪里懂得政审的厉害!我当然也是一无所知的,直到看《广雅老三届日记》(1960-1968),才读到这样的记载:“1961年5月,广雅对1961届高中毕业生进行政审,内定谁可上大学,谁不可上大学。政审结论分三类:可去机密单位、一般、不宜录取。”这样的政审年年都有,谁也逃不过。1965年,张庆元政审结论被定为“不宜录取”,成绩再好也受隔代株连,而失去上大学机会,被分配上山下乡。新五甲因出身不好落选的共五人,我没有进一步了解各位的命运。在学校时我听过张庆元这个名字,却和人对不上号。几十年后,在厚厚的《老三届日记》里,读到一行字:“文革期间1968年10月31日在从化县九里埗果苗场被批斗殴打致死。”那一年,张庆元才21岁。他来不及结婚,没有后代,或许不会有人为他写点什么,唯有这本大书里,留下了他的姓名。(引文完)
我第57篇回忆录记有1966年夏的一些往事——
一批革干子弟戴上红卫兵袖章,革军子弟穿上军装。我没有红卫兵袖章,也没有军装。四妹向往当兵,父亲曾是粤中纵队司令员,保留的一套军装给了四妹。我觉得自己最适合当老师,然而眼下不能去想。无课可上又不放假,部分学生与4路车西村总站联系,每天清晨随车协助卫生、维持秩序、读毛主席语录和报纸。不久有人向车站反映学生出身有问题,这种行动就被迫停止。社会兴起“红海洋”,大街小巷的墙壁、骑楼柱子、甚至树干,都被涂上红漆,写上毛主席语录,有些学生也想为之出力,但不是红五类开不了证明。部分红五类对黑七类同学拳打脚踢,我们高三甲的谭国超,被打至在地上打滚,由于精神和肉体受折磨,他精神失常,至今在南海里水精神病院长住。不时有老同学带着慰问金、食品看望,他的思想停留在1966年,不知人间巨变,还想着看课本、做作业。(引文完)
比起张庆元被批斗殴打致死,谭国超算幸运者,他被送入精神病院治疗,费用由政府支付,至今已40年。广雅60级同学会每年都由黄柱牵头组织,宇敏、曹黎平开车,男女生自愿报名前往看望。老同学给谭国超送去基金会的慰问金,还有同学掏钱买他喜欢的香蕉、零食送去。我有位朋友生于1972年,对文革浩劫没印象,听我讲起知青生涯,讲起谭树荣、谭国超,以及更多个人、家庭的遭遇,他说:“曾觉得这些事是电影、电视剧的情节,没想到就发生在你们身上和周围。文化大革命真是坏透了!”我答:“所以我再费时间精力,也要写回忆录,即使片面肤浅,也给后人留些真实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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