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阿波1968年9月私定终身，那时父母已失去人身自由。父母被监禁5年不准与儿女联系，至1972年秋子女才可去见父母。我从阳山县城去英德的省文艺干校，那里原是劳改场，改为茶场又做了干校。我和父亲聊家事，问：“记得暨大318小分队那个阿波吗？”“记得，人很老实。”“我下乡前和他恋爱了，现在他是湖北的中学教师。”父亲应道“哦”，没再说什么。1973年春节，我和阿波从广州带着炖鸡汤，去远郊从化的市五七干校看望母亲。患有间歇性精神分裂症的母亲呆坐床边，我上前喊：“妈妈！我是幼坚！”她缓缓抬头，似乎能认出女儿，但表情淡漠。我指着身边人：“他是阿波，还认得吗？”妈妈没点头。估计她理解不了，我就没说和阿波恋爱的事。妈妈曾希望我考上北京的大学，与方方伯伯苏惠阿姨一家来往，如果和方家儿子有缘也不错，可是文革骤然爆发，父母落难子女遭殃，能活着相聚已是万幸。我端详着妈妈，只见她头发枯槁，目光散淡，衣着凌乱。唉，再寻不回热烈如火灵动如水那个曾珍了！

       不久后父亲回到广州，住吉祥路后楼下街。他想起几十年前，从老家恩平考上省立一中（广雅中学前身），初到广州投靠老乡就住后楼下街。人生兜兜转转，今日竟重回旧地，在书柜桌椅杂物之间容身。母亲戴着“现行反革命”帽子回家与父亲重聚。大姐从湛江回广州看望父母，妈妈用手指在茶几边划来划去，半天没说一句话，只字不提这些年的遭难。妈妈叫着大姐的昵称：“阿小，我已经流不出眼泪了。”大姐闻言潸然落泪。上头说曾珍是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每月去街道办事处领20元生活费。父亲和在家的孩子商量，不去领这20元，因为我们不接受这个结论！已在街道小厂当工人的五妹，将工资交给妈妈支配，连同爸爸的收入维持家用。自从有了孩子，父母就互称爸爸妈妈，此时母亲怯怯地问：“爸爸，你会不会不要我？”父亲答：“我会和你过一世。”

       珍姐得知阿波决定1974年春节结婚，开始从钱银、物资方面做准备。她是自尊好强的人，父母早早离世了，弟弟弟媳的婚礼要办得体体面面。她用6斤棉花打了近乎四方形的“仔乸被”，说粤北阳山或湖北应城都冷，将来你们生儿育女，一家大小都盖得住。那床红白大格子的棉胎，我用了很多年。珍姐还托人从越南买回浅蓝与杏色相间的毛毯，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是贵重物品了。阿波同事回上海探亲时，替他买回一条浅蓝纱巾，还有一双珠光塑料鞋，作为新郎送新娘的礼物。广雅阳山知青集体送我玫瑰红的绸缎被面，饶建生父亲与我母亲曾共事，

他单独送我一套陶瓷茶具。文工团何捷忠要送礼，我说你送座钟吧，人们说“送终”不吉利，我不避讳，一来实用，二来谐音“忠”。捷忠送了长方形闹钟，钟面天蓝色很好看。

       我结婚前想到三位广雅男生。第一位是小伙伴关鲁雄——我未识字时想象他叫“关老熊”（粤语）。我俩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他1967年遭长沙“六六惨案”而大难不死，继续留在中南矿冶学院读书、工作。1973年，我曾去德政中路某县招待所与他妈妈冯平阿姨见面。关山伯伯1957年被打成极右分子，两年后“摘帽”安排到博罗杨村农场，但文革到来，时任场长的关山再陷厄运。我小时候说过长大要和关鲁雄结婚，冯阿姨未必知道，但她知道我俩初中同班，同团支部。她说：“鲁雄和大学同事小张相爱，对方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不怕受我家政治问题连累，我们就同意两人谈恋爱，他们今年春节结婚了。幼坚，你怎么样呢？”我答，爸妈虽然回到广州住，但两人都没有“解放”；我未婚夫在湖北，我俩明春结婚却无处安家……说着流下眼泪。事后阿姨对儿子儿媳说起此事，他们或许以为我是被鲁雄婚讯触痛，其实是百感交集，内心茫然。

      第二位是丁逸凡。我每次回广州都约他见面，平时通信也十分频密。三妹觉得他斯文有才，热心介绍同班女生，女方很喜欢他，丁却婉言谢绝。有位中专生从广州分配到汕头，借调到他单位一段时间，和他交往三个月，他觉得不理想就没发展下去。我看过他女友拉小提琴照片，身材比我稍高，长相挺秀气。丁告诉我，翻用旧信封寄来的信引人注目，女友见他很珍视来信，追问是什么人令他动心，他答是广雅同学，有未婚夫的。73年秋，我写信问丁逸凡，三妹介绍那女同学长得好看，就在广州近郊当工人，你为什么还不满意？你想要什么样的人？他回信：“其实我爱的是你。”他坦诚的表白把我吓住，“我和阿波定于明年春节结婚，你比我大一岁，我把你视为哥哥，你认我为妹妹吧！”这位哥哥下一封信问我有什么困难，比如够不够布票、粮票，他可以省出些给我，婚礼费用也可以资助。我说这些都不需要，你准备一份礼物就好。三妹知道后对我说：“你当初本来可以不答应阿波的，丁逸凡明明更适合你。”我轻叹一口气，如今来不及了！虎年春节前我回到广州，去丁逸凡单身宿舍找他。他送我一本精美大相册，扉页贴张白纸，有他题写的诗：“坚波贺喜庆，相册表心情，铮铮英雄戏，谆谆园丁声……”还送一幅他的证件照，穿干部服戴眼镜，十分儒雅。“逸凡，我年廿八结婚。”“知道。”他把我从椅子上拉起来，和他面对面，然后拥吻我。“你本来是我的……”听他这样说，我哭了。

       第三位是我不愿提起的章立鸿，被他纠缠数年怕了。他够诚心，花10元租纪念堂附近房子，写信邀我返穗期间去住，我怎会答应呢？6年来，我家从法政路搬到吉祥路，我从新圩公社迁到江英公社，后来又调到县文化局，章是难以与我联系的。没想到偏偏在我结婚前夕，竟然与他不期而遇。阿波的姐夫荣哥送请柬到吉祥路后楼下街，请我父母和兄弟姐妹出席次日婚宴。傍晚，我和荣哥走在北京路上，准备去仰忠街他家吃晚饭。我俩由北向南走到永汉电影院门前，下班的单车则由南向北迎面而来，忽然我望见有位骑车人是章立鸿，我脸刷地白了，单车从身旁驶过，但愿他近视没看到我！“幼坚！”他下车掉头，大喊，我浑身一抖，想假装他认错人也不行了。荣哥注意到此人，我低声说：“别理他！”章边跟上边问：“幼坚，你家搬到哪里了？”我不做声，荣哥却答：“吉祥路。”章没再跟过来，我告诉荣哥，这广雅男生追求我12年，从我15岁到现在都不死心。荣哥说，没事的，你明天就结婚了。

      是的，1974年1月18日，牛年的年廿六，我和阿波领到结婚证，年廿八我要结婚了。

1973年阿波阿坚在广州合影，何捷忠摄。

  25岁的阿坚（进入阳山文工团）

  26岁的阿坚（结婚前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