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篇回忆录我本人写的不多，主要是引用其他知青的文字，我觉得这些内容很重要。

       1971年深秋，我在海南与弟妹相会，四妹听林彪9.13事件传达后告知我们，弟弟立即赶回乐东县保显农场。而我尽快回到阳山县江英公社。时局动荡，人们都在观看、揣测。我属于政治上不成熟的人，缺乏足够敏感性，而杨小杨等男知青会私下交流。小杨回忆录写道——

我收到二哥小青的一封信，“林这个人已死，他企图害毛主席，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副统帅要谋害统帅，这简直不可思议。我仔仔细细把信看了几遍，还把信给志远看了，信中所表达的意思明白无误，林彪出事了。我们赶紧找来10月1日的《人民日报》，与往年国庆的报纸相比，原来几乎占据整版篇幅的统帅、副统帅的大幅照片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华社的电讯《我国国民经济形势一片大好》；9月30日的国庆招待会总理周恩来没有出席，也没有人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致词；各国的贺电也见不到林副主席了。种种迹象表明，林彪可能真的出事了。那时我们只能靠在报纸上寻找蛛丝马迹来揣摩局势的变化。为避免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我还是把那封信给烧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不要说是一封信，就是一句话都可以把你定为反革命。10月下旬的一天，谭树荣对我说，林彪出事了，他是听外台的广播得到的消息。他还告诉我联合国可能很快就会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因为台湾的电台说台湾退出了联合国，显然台湾被驱逐了。（引文完）

入冬后，公社、大队层层开会传达林彪事件的文件，生产队传达完，中央文件也由知青保管过夜。小杨说他反复阅读文件，依然无法解惑。他写道：“尽管自己的父母受到那么大的冲击，自己和家庭受了那么多苦难，我都未曾动摇过对文革的信念，因为发动文革是为了‘反修防修’，是为了打倒刘少奇这个‘修正主义的头子’，文革的重要成果就是选择了林彪这个‘亲密战友’、这个‘可靠的接班人’。可现在‘亲密战友’和‘可靠接班人’都谋反了，这彻底动摇了我对文化革命正确性的看法。打那以后，对我们国家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我都会独立去思考。”我的想法也与小杨不谋而合。我在生产队传达中央文件，读完之后不知如何向农民解释。为了不冷场，读了报刊上的忆苦思甜文章。由于实例写得感人，我不禁语带哽咽，农民还以为我在讲家史（可见江英农民文化程度很低）。林彪明明被确定为接班人，为什么还“抢班夺权”？副统帅谋害统帅，独揽大权后，是要让中国回到旧社会，让人民吃二遍苦吗？幸好农民不会问，不然我也没法答。后来我看其他人的回忆录，写到各地组织忆苦思甜活动，有些农民不是控诉旧社会，而是控诉1958年大跃进、公社化，办大食堂，吃光存粮以至饿死人，主办活动者不得不打断这样的“忆苦”。

      广雅知青到江英后，没像在新圩那样多聚会，彼此交流少了，而随着年龄增长，对未来考虑多了。1972年，知青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尹泉香被英德机床厂招工，我和余颖华、陈挺被调到县文工团，罗伟平、何莲彬到县报道组，沈苏民到县财税金融站，徐婉玲、许光远、卢学光、翟广、胡珊妮分别上了大学和中专，黄启枝、徐声煜到712兵工厂（厂址在黎埠公社），连同1970年上大学的古汉岗，28人已有15人离开了农村。

       此时，发生一件出乎意料的事：谭树荣逃港被抓。当时我已离开江英，不了解情况，下面摘录小杨的《非法探亲》——

       大约是1972年七八月间，我们接到公社通知，说谭树荣逃港被抓，将被遣返江英，公社准备开个会，帮助一下谭树荣。

       那天我们见到谭树荣，他人消瘦了许多，脸色苍白，毫无血色，显得特别虚弱。知青到会的人好像不多，只有十个左右。记不得公社是谁主持的会议，他首先说了一通“官话”，批评了谭树荣的“资产阶级思想”，要求他要像其他知青一样“扎根农村干革命”。知青中也有几个人发了言，调子大体和公社干部保持一致。

那天开完会我没有回生产队，晚上住在公社，和谭树荣睡同一个床铺，我们聊了一晚。

谭树荣告诉我，其实他已经准备了一段时间，除了各种物质、装备的准备外，长距离的游泳也练了很久。他们由熟悉地形的人（现在称“蛇头”）带领，快到边防线时，昼伏夜行，但还是在淡水附近被抓了，那里离海边还远着呢。因为在他身上搜出了指南针、地图、水壶之类的东西，就被认定是逃港。有些人有经验，碰到追捕，就把所有逃港用的装备都扔掉，即使被抓，只是说迷路了，因没证据就不会被送到看守所。

他在淡水看守所呆了几天，被送往樟木头的看守所，那里是逃港人员的“集散地”，人特别多，条件特别差，每天三两米，新进去的人还要给“监趸”进贡。晚上就睡在冰冷、潮湿的水泥地板上，弄得他一身风湿。在樟木头看守所呆了一段时间，等凑齐了几车人他就被转送到韶关看守所，以后再被转到阳山看守所。他说在阳山看守所获得过一次“美差”，去收一具无名尸。他说像这类事情大家都争着去，因为出去干活那天可以吃到一斤米，而且可以晒到太阳。

      在韶关看守所他接受了询问，他被问及在香港亲友的名字及其他一些问题。在询问笔录上签字时，他看到被定性为“非法探亲”，说到这里，看得出他既感到疑惑，又感到欣慰。“非法探亲”他闻所未闻，不知道是什么罪，但从字面上看，肯定比叛国、投敌、偷渡等罪要轻，沾上那几个罪最轻的也会被判上几年。其实他不知道，那两年有大量人员逃港，在国际上被称为中国难民潮，当有外国记者问到周恩来总理怎样解释中国难民潮时，周说那些人不是难民，他们在香港都有亲戚，他们只是没办合法手续到香港探亲，属“非法探亲”。那段时间我们听过相关文件的传达，我将之告诉谭树荣，他若有所思，但没说什么。

       我问他怎么想到要去逃港，他说他有个朋友“督卒”（逃港）成功，过去后给他来了封信，说广州有个27层（广州宾馆）就觉得了不起了，到香港看到三四十层的高楼比比皆是，香港人也没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比我们这边好多了，找工作也比较容易。说着，他把那封信拿出来给我看，记得除了他给我说的那些以外，还有就是英女王生日时会特赦逃港者等。谭树荣说我们成天在农村能有什么前途？特别是在江英，能否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所以他想出去搏一搏，并说东莞、宝安有许多知青都过去了。我问他那你还准备再去吗？他说现在这一身病怎么去？他说，不过在看守所里大家互相交流了经验教训，学到了不少东西。

公社同意他回广州养病，但没过几个月，我们又和他失去了联系，后来听说他成功过去了。改革开放后，听说他们班的一个同学在香港见过他，是出租车司机。我真是希望能够和他取得联系，我们能再聊上它几晚！

我真佩服周恩来想出“非法探亲”这个词来，睿智中也透出了几分无奈。文化革命使中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香港又赶上了经济起飞，粤港两地的差距迅速拉大，穷亲戚到富亲戚家去找机会是很自然的事情，只是国际上并不一定认可“非法探亲”一说，仍把它视为“中国难民”。但在国内，“非法探亲”一说却保护了一大批人，特别是年青人，不然他们和他们家庭的境遇会非常惨。（引文完）

1968年11月10日，28位广雅学生同去阳山插队落户，彼此未必都熟悉。四年知青生涯，大家相处得不错，但有些心事仍属秘密。从新圩转往江英前，我和泉香、子元商议组成知青户，见谭树荣独自一人，便邀他加入。我们都不是他同班级的，新四甲余颖华说：“谭树荣在广雅和我同班，但我并不了解他。他平时不轻易谈论，更没有表露‘革命豪情’，后来才知道他和我们想法有很大差异，只是不知他为何与我们一起也到了阳山？”

知青们都没想到谭树荣会“逃港”，但即使开会发言批评他，内心还是同情的。同一户的子元回忆道：“那时谭树荣因为去香港‘非法探亲’被抓回来，听他说在韶关关了一个月，在英德关了一个月，在阳山关了一个月，然后回到了生产队，人瘦了一圈简直是皮包骨。当时我很可怜他，但对他这种做法很不赞成甚至有点鄙视，所以当他回到生产队面对我的时候，我们居然无话可说。他可能很不满意我对他的态度，还写了一首打油诗讽刺我，可惜我不记得里面的诗句了。当时我很气愤！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太不应该了。如果我后来的遭遇提前到来，有机会的话说不定我也会像他这样走人。人生活在最底层肯定有一天会破茧而出的，就看你用的是什么方法了。”

2014年出版《广雅知青阳山情》时，定居美国多年的钟如芸写道：“最近时有收到有关偷渡香港的历史材料的电子邮件，其中叙述了70年代的偷渡高潮。偷渡香港是知青运动的一部分，阳山也不例外。我有好几个偷渡香港的亲友，他们在叙述偷渡过程的时侯都心情激动，有的还充满自豪，那是生与死的经历啊。他们是那种愿意用生命来换取自由的人群，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他们的勇气和意志应该令人赞叹，从政治上来说，他们背弃的是一个多么黑暗的时代啊!”

当年广东很多知青“非法探亲”，辛苦劳作还养不活自己，看不到前途与希望，也难怪会拼死一搏。不知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就此葬身大海。谭树荣再次冒险终于成功，我们听说他开的士谋生，也为之庆幸。他是阳山知青的一员，几十年没再与我们交集，但大家没有忘记他。2024年4月12日，因黄小励从美国回来探亲，部分阳山知青聚会。罗伟平说起，偶然得知某人是谭树荣之妹，急切地通话问她哥情况，她说哥哥两三年前在港病逝。我们不禁叹息，若早些联络上他，就不至于留下遗憾了。

阳山主粮是玉米

在石头缝里种庄稼

我们居住的环境

知青户1971年春在村旁池塘边合影，前排左起：尹泉香、吴幼坚、陈子元；后排左起：县知青办陈展泉、谭树荣

 

1971年春吴卓坚来看望二姐，在村前合影，前排左起：尹泉香、吴卓坚、黄萍儿；后排左起：吴幼坚、陈子元、谭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