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红冠黑水鸡在湖中游弋
阿坚2023年5月18日摄于广州东山湖公园。
【回忆录】午夜张贴大标语
1967年夏秋,我们暨大318频频出动,以广州市中心的北京路为舞台,大显身手造舆论,推动“八一战斗兵团”平反。张贴大字报、大标语墙面有限,红旗派和东风派都有很多组织,每天产生数不胜数的大字报、大标语,一般不敢撕毁原先已有的,后来者就将新的覆盖上去。于是往往旧的来不及被看见,新的就出现在人们眼前。据此,我们决定每天上午自由支配,下午部分人在华侨新村写标语、抄大字报,夜里去闹市张贴标语和大字报,次日人们第一时间就可看到。
李元连关注时政,擅长写作,成熟稳健,大家把他看作“政委”,不太敢和他说笑。郑成波动手能力强,性格随和,与大家关系好,暨大同学一直叫他“阿波”,中学生半开玩笑叫“波司令”。我向来不习惯叫人外号,何况我已中学毕业,他也觉得我比其他中学生成熟(可能是做了几年团委委员的缘故),所以我叫他“阿波”。
每天夜里,无论是住红线女家的,还是回家住的成员,都按时前往北京路会合。有的男生骑着自行车,车尾搭载女生,从华侨新村蹬车经环市路、东风路、仓边路、中山四路,一路轻松说笑,觉得这样闹革命挺好。阿波负责蹬三轮车,载着卷起来的大字报、叠好的大标语,还有煮好的一桶浆糊,以及往高处贴大标语用的长杆,运往我们的工作现场。我从不坐男生的自行车尾,觉得自己上百斤,要人家载不好意思,阿波叫我坐三轮车去,我问会很重吧?他答,人力三轮车能载几百斤货,就这点大字报、大标语、浆糊什么的,能有多重?反正我要骑车去,你不坐岂不浪费人力?他这么一说我就上车了。
我们先到北京路财厅前,在李占记钟表店西面,中山五路与北京路交界处,也就是中山五路百货商店对面,印象中拐角有家银行(不知有没记错),它的墙壁是贴大字报的绝佳地方。暨大318最有分量的文章——《八一战斗兵团“十大罪状”是假的》,就全文抄正张贴在这里。同样内容的传单也在街上向行人派发,但影响力比不上大字报。我们凡有大字报都来这里张贴,抢占了广州市中心位置,其他地方便忽略不计。
接着我们会趁夜里商铺收市、公共汽车收车、几乎没有行人时,转移到北京路与文明路交界处,也就是永汉电影院对面马路边。永汉电影院建成于1927年,1967年已有40年历史,如今则是近百岁老建筑了。阿波将三轮车稳稳停住,我们帮忙把浆糊、大标语搬下车放马路边,开始工作。我当时没想到要问谁发明在高处贴大标语的工具,更没想到要将它拍摄下来。最近上网搜索到用于清洁的带杆滚筒刷,还有可伸缩的加长杆,觉得与当年我们使用的工具相似。大标语一张报纸写一个字,先在纸背均匀地涂上浆糊(太少易被风吹干致报纸脱落,太多湿漉漉软塌塌难平整),再用滚筒粘起标语,慢慢举高靠上墙壁,位置定好就拉动滚筒,将报纸压到墙上贴牢。如此往复,一张张报纸贴到永汉电影院外墙高处,整条标语完全展示出来,就算完成任务。起初经验不足,有时会把某个字贴反,就必须弄下来返工。有时间还可在旁边矮些的建筑物外墙贴标语,总之既然来了,这几个位置就是我们的。要不是用这办法,屋主不开门让你上天台就无奈。
干活的我们忙碌之际,阿波袖手旁观,而且常把书包当枕头,在马路边席地而卧,居然也能睡着。我看他毫不在乎场所,想睡就睡,心想没见过如此不拘小节的大学生。收工时天蒙蒙亮,队伍解散各回各家。中学生家都在市区,回家洗澡吃早餐补觉,晚上再聚。个别参加劳动的大学生,或回暨大或回华侨新村。阿波有时就近去姐姐家,有时骑车回红线女家。暨大男生都随阿波叫姐姐“珍姐”,叫姐夫“荣哥”,我也跟着叫。
荣哥珍姐住仰忠街,那是高第街对面的一条内街。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高第街成为广州市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品市场,全国闻名,客如云来。仰忠街比高第街晚几年,自发形成了卖珠链、耳环等小饰品的专业市场,一度也热闹非凡。可惜后来政府要求整体搬迁到精品市场,那儿人气不旺,不少饰品大户干脆转战浙江义乌,仰忠街重新沉寂。当年我去珍姐家时,仰忠街还很安静。珍姐住的市糖烟酒公司职工宿舍据说是侨房,砖木结构的两层用木板隔为12户,加天台1户共计13户50多人。珍姐一家四口住二楼头房,梯口对着侧门,出入算方便,但生活就不便。所有人共用一个厨房、三间洗澡房、两个厕所,都在一楼,洗菜洗衣全在唯一的水泥台上。珍姐在著名烧腊店“沧州”操刀斩料,心直口快办事利落;荣哥在南粤糖烟酒商店卖茶叶兼橱窗布置,性情温和钟爱绘画。
和阿波熟悉后,我按在广雅做团委委员、做入团介绍人习惯,询问他家庭情况,才知他是越南人,姓阮,出生在越南南定,姐弟三人。弟弟很小就夭折,剩下姐姐和他。他四五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改嫁,亲戚带姐弟俩到海防市,投靠姑妈一家。姑妈嫁给原籍中国广东南海的华侨做二奶生儿育女,没有生育能力的正房妻子医术高明,开办儿科诊所,是家庭经济支柱。阿波姐弟被收养,从此跟她姓郑。阿波在郑家非常勤快,拖地、劈柴、割草、捡烂菜、捞沙虫等都要干。姑丈因出身富有家庭,颇有些公子哥儿的习气,家里养狗,养猴,养兔,养热带鱼,养鸽子等等。这些动物的吃喝拉撒都要阿波伺候,还经常带着狗到河里游泳。
到他10岁时,除了干杂活,还去单车铺学修车。郑家想到也要让姐弟俩识字,就送去侨商捐助的半日制小学读书。1954年越南解放,次年姐弟俩入读另一所小学,使用新中国课本,接受共产党教育。接着他进华侨中学读初一,老师多由中国派去。他看到新中国第一部儿童电影《祖国的花朵》,被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打动,内心向往新中国。1957年9月,阿波初到广州,打算去华侨农场劳动。表姐见他才十六七岁,建议继续求学。于是他进入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登记时老师得知他是华侨孤儿,立即予以每月12元最高助学金。他从侨补到六中再到暨大,一直领取12元助学金,除了交伙食还略有余钱。同学给的衣裤、被褥、鞋子,他从不嫌弃。姐姐回广州成家后,他多了个去处,姐弟感情亲密。
我也有出身工农家庭的同学,但未听说哪位自小父母双亡,童年少年时期蒙上阴影,而能保持乐天开朗性格的。阿波特殊的身世唤起我同情,不禁对他多加关注。问起那件右肩脱线打结的背心,他说回珍姐家用缝纫机弄好了。“你会自己缝补衣服啊?”“小时候就学会了。”确实是《红灯记》唱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住暨大在外开支会大些,月底他助学金用得差不多时,我会坐他三轮车先到法政路,请他进我家一起吃早餐,然后他再骑车回华侨新村。他没说客气话,因为老师、同学历来对他好,这个“毛钢坚”是其中一人。
网络图片:
中山五路与北京路交界的十字路口文革期间最热闹,百货商店所有墙壁、柱子都贴满大字报、大标语。
图右这座建筑物的墙壁和柱子,是我们最喜欢选择贴大字报的场地。

北京路上的永汉电影院外墙高处,是我们张贴大标语的绝佳地点。

我们把人力三轮车停在图右马路边,就去马路对面永汉电影院门前做事。

当年阿波骑的人力三轮车当然没有这么新,但也很结实耐用。
从网上搜到带滚筒的地拖,与往高处贴标语用长杆有相似处。

阿波的姐姐家附近是高第街。

阿波的姐姐住高第街马路对面的仰忠街。
阿波从越南回国后曾在侨补读了一年,这些并非他的班级合影,而是我从网上搜索的照片。
阿波(左五黑衣短裤者)与六中男生合影。
阿波(右二坐者)与暨大男生在徒步大串连途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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