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26日－7月15日，父亲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当年《人民日报》社论《反右派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祝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闭幕》写道：“这次大会开会期间，正是全国人民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进入高潮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一斗争实际上是1956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继续，它对于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全国人民的命运关系十分重大。因此，从大会的各项报告到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一直充满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革命精神。”而事实上，1957年发生的反右是被严重扩大化的，它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把大量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从1959年到1964年，大约30余万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掉了帽子。1978年，尚未摘帽的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全部摘帽，彻底平反。总数55万“右派分子”牵连到55万个家庭，我提及的关山家、吴志强家，只是其一其二。一人挨整全家遭殃，关鲁雄一语中的：“反右是我家永远的痛！”

       父亲回到广州不久厄运就开始了。在开展反右的同时，广东省委部署了以“反地方主义”为中心的广东历史问题大辩论，认定省委书记处书记古大存、冯白驹是“广东地方主义”的头子。市委根据省委的要求，开展了“反地方主义”的斗争。1957年12月市委召开第十次全委(扩大)会议，连续开了16天，对广州市出现的所谓“地方主义”言行进行揭发批判。市委书记处书记吴有恒、钟明等在会上受到重点批判。1958年3月作出组织处理，给予吴有恒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两年、从行政8级降为11级的处分，下放广州造纸厂当车间副主任。钟明被撤销市委书记、市监委书记职务，下放广州协同和机器厂任党委书记。

       1957年冬是父亲难熬的日子，承受着莫大冤屈，被揭发批判，做检查交代。而我并未觉察变化，因为他还是天天上班。1958年春天来了，我像往常那样回学校，被年轻女老师喊住：“幼坚，你爸爸是地方主义头子，组成吴钟反党联盟？”我莫名其妙，老师说：“报纸登了出来，全广州人人都知道了。”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没敢做声。回家也没敢问大人，只知道“反党”是很坏的，爸爸怎么会反党呢？

    “反地方主义”中，吴有恒主要罪状一是竟然敢反斯大林，二是为“松仔岭事件”翻案。前者起因在1956年，父亲以“方集”笔名于北京《大公报》发表论文《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的作用》，认为斯大林关于价值规律问题的阐述未必正确。自此，在国内引起了关于这问题的大争论。后者本是1950年的一宗社会刑事个案，到了1952年，在陶铸的影响干预下，为适应长官意志和“需要”，该案变为恩平党组织勾结地方恶霸杀害农民群众的反革命政治巨案。直到28年后的1980年，才由广东省委予以平反纠正。

       钟明同样遭受不公正对待。钟明1935年起在香港自发组织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国革命活动，1936年参加香港各界救国联合会任执委，当时吴有恒任华南区总部干事。1936年11月，由吴有恒介绍，钟明加入共产党，任学生支部书记。1939年11月，钟明作为中共“七大”香港区候补代表，与广东代表古大存等，香港代表吴有恒等共10人，于12月底从韶关启程北上。他们在安徽泾县与浙江等9个地区的“七大”代表汇合，组成由古大存任团长和书记的南方各省代表团，继续前往延安。一路上跨越11个省，行程万里，整整走了一年，在新四军、八路军掩护下无一伤亡，于1940年12月26日下午到达延安。1946年后，任中共广州市地下党总特派员（市委书记），领导地下党对敌斗争，并组建了“地下学联”，依靠“学联”发展了“工协”、“教协”、“经协”、“妇联”、解放军之友等五个秘密组织，共2000多人，使广州为迎接解放的地下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

       吴有恒与钟明是革命战友，战争年代同生共死，和平年代却因莫须有的罪名被迫分开。“反地方主义”之后，我再没去过钟家玩，也就失去钟家儿子“民”这位小伙伴。

 

前排右起：关山、吴有恒、曾珍及警卫员们1952年3月16日于江门市合影。

关山、冯平与儿子关鲁雄1947年冬于山东合影。

五叔吴志强与五婶司徒美上世纪50年代初合影。

吴有恒曾珍1957年4月广州合影。

央视制作播映纪念冯白驹纪录片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纪念古大存书籍

1958年广东人民出版社为配合“反地方主义”出版的书

反右期间的报纸、漫画

石栗树的花、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