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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幼坚同志母亲爱是最美的彩虹阿坚第一篇自述情感 |
分类: 生在花好月圆时—儿子 |
为了心中的彩虹
2005年11月8日,南方报业集团《南方都市报》刊出对我儿子的专访,照片清晰,标题醒目:《广州公开同性恋者身份第一人郑远涛:我有责任公开同性恋者身份》。11月16日,南方电视台在《今日一线:封面故事》中,播出了我和远涛接受采访的录像。据说在国内我是第一个以“同性恋者的母亲”身份在电视上亮相,因而被主持人介绍为“勇敢的母亲”。随后,我和儿子又接受了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新快报》和广州电视台的采访。一时间,成千上万的人知道了我的“勇敢”。对此,人们褒贬不一,而我自己则同儿子一样,“勇敢”出自责任。
儿子告诉我他是个同性恋者
我在粤北山区当过知青,搞过文艺创作;在粤西国企干过政工;回广州后一直编文学杂志。先生是教师。岁月流转,喜得独生子远涛时,我33岁,先生40岁。我们陪我离休的父母度晚年,两代人对远涛既不溺爱也不苛责。儿子有了这样自由、宽松的成长空间,逐渐长成知书识礼、正直善良的小伙子,是班干、团干,很让家长放心。他爱好文学艺术,性格、气质与我有相似之处,我们母子间交流越来越多,彼此信任,他觉得和我关系更像朋友。
儿子大约在初中阶段就越来越清楚自己的性倾向,但真正爱上男性却是在高一时,那是他的同学。儿子明知对方是异性恋者,但还是向他坦白了性倾向,不是求爱,而是希望好朋友分担这个秘密。可能这个举动太出人意表了,对方从此有意无意地避着他。同时,很喜欢他的女生晓宁与他越走越近。我和先生看见他俩常为班上出墙报的事在我家写写画画,学习成绩排名又常挨在一起,你追我赶的,私下觉得挺好。不料儿子主动对我说:“爸爸妈妈一定以为我和晓宁在恋爱。不是的,我和她都明白不是的。”我说:“是也没什么,年轻人总应该交朋友的,掌握分寸就是了。”我和先生都以为儿子或者未意识到、或者不好意思承认正处在初恋中。其实儿子已告诉晓宁自己是同志。虽然他也喜欢她,但不是爱情。10年后的今天,他俩仍时常来往,互为知己。
儿子说他最喜欢的音乐人黄耀明是同志,我常听儿子播放他的歌,一起欣赏他演唱会的VCD,觉得这个人才华出众(后来我才知道文艺界不少名人如白先勇、张国荣等都是同志)。儿子还不时向我推介同性恋题材的中外电影、小说,交流心得。我自己也带着探究心理读了些纪实类书籍。这一切,无形中为我作好了心理铺垫。儿子读高三期间的某一天,我对他讲了自己新近的一段感情经历,他听完说道:“妈妈,你告诉我这么多,我也告诉你一件事。”随后他说出了自己的性倾向。我并没有大惊小怪,因为我明白同性恋不是心理或生理疾病,只是一种与异性恋不同的性倾向。但我从母亲的角度本能地关心儿子能否找到满意的爱人。我说,多少异性恋者寻找一生都未必遇上如意的伴侣,同性恋者人数少,又不敢公开身份,你上哪儿去找朋友啊?儿子说自己还年轻,不急;同志人群有社团、网站,只要自己是优秀的,总可以找到相爱的人。我又说:“既然还没有对象,那就等上大学甚至工作之后再看吧,说不定有些很优秀的女性令你动心呢。”他有个从幼儿园就同班的女同学,各方面都很出色,两人又惺惺相惜,交情很深,我说这种女孩不可多得,你怎不考虑她?儿子笑着回答:“我不会爱女孩子,就像妈妈你不会爱女人,都一样是自然的。”既然如此,我只好叮嘱他与同志交往时谨慎些。其实我一直相信儿子的品味和选择是错不到哪儿去的。先生听我转述了儿子的话之后,说道:“他现在还小,未定型,长大以后会转变的。”
我们尊重儿子的同性之爱
我们尊重儿子的志愿,由着他报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后来更由着他选学了最喜爱但不热门的英美文学专业。儿子学习出色,担任戏剧节参赛剧的导演又夺了几个奖项,在学生中颇引人注目。大一时他借作文《The Last Night》(最后一夜)写出自己对同性爱的切身感受,老师给了高分,并要他在全班朗读该文。以后他又将性倾向告诉了一些同学、舍友。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出版集团当编辑,依然在同事中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我们做父母的欣慰地看到,儿子活得真实、坦诚、快乐。
远涛读大二那年,通过爱白网与搞美术的扬相识相爱。我和先生都认可他俩的关系,欢迎扬来我家过夜。我生日那天,扬买来鲜花、蛋糕,正式与家长见面。席间,我询问了他的家庭情况、个人经历,觉得他俩很合适。他们确实给彼此带来莫大快乐。可惜扬没有勇气向家长公开同志身份,虽然他自己说对女性和男性的爱是三七开,但他还是决定放弃仍然爱着的远涛,接受一个女孩。初恋就这样结束了,儿子起初很伤心,但过后想想这样也好,给了自己经历更多的机会。我曾十分担心他再遇不上与自己如此默契的同志,他却说:“失去好的,再找更好的。”在接受爱白网站《我做名人》访谈时,远涛表示:“一个人有强大的自我就不怕别人对他做什么。‘不居则不去,’——有爱人的时候,我不自恃这种善变的拥有;失去了以后,我的自我还在,生命还有许多别的趣味,伤痛一过,我又可以重新站在阳光下了。”
决定做爱白的嘉宾前,远涛跟我打过招呼,也征得扬的同意。事后扬说,那是他看过的最好的一次访谈。远涛把长达8页的访谈打印出来送给我,我一直保存着。细读儿子21岁生日前夕在网络上袒露的心迹,我发现他比我想象的要成熟许多,原有的某些疑虑打消了。远涛在访谈里说,他贴出交友广告后,引起许多回应,也与一些同志有过性关系,但没有爱,或者只是对方爱他。他发现“一夜情”不适合自己,“单纯的性满足重复下去没多大意思,缺少回味,缺少温暖。”他认为同志本身需要自尊、自爱,“如果不自律,就无法改变异性恋世界认为同性恋者滥交的刻板印象,也就谈不上争取全社会对同志更广泛的尊重。”他这样描述与我的关系:“我和我妈妈是经常交流的,但不是餐桌上厨房里就是电脑或书桌前——多是在一个人‘干活’时另一个人主动走来说。我们不会大而概之地谈,只从很小很日常的地方切入。比如说,我新认识了一个同志网友,他本人如何如何,离我原本的想象有多远,哪些地方会成为我和他发展的障碍等等,而这些谈论归结起来,我想找的男朋友便会是这样的:首先得正直善良,其次要聪明、有生活情趣,最好和我一样喜欢文学艺术,最后——理想化的想法——他能勇敢爱我。两个人牵着手走在街上,‘Watched by every human love’(奥登诗句:‘在世间每个爱人的注视中’)。”看到这些文字,我盼望它早日成为现实。
过了两年,儿子已在出版社工作。他告诉我和先生,他与在广州某大学任教的新西兰青年森相爱了。我们高兴地请森赴家宴,并且迅速接纳了这位喜欢艺术的外国朋友。森请我们去他的学院玩,放假时也来我家小住。森的母亲和我一样是位编辑,来中国游玩时特意与我们见面。两家人一起逛公园、吃粤菜,远涛还陪着她游珠江。她对远涛称赞不已,我们也感谢森令平淡的日子生色不少。每当看到远涛和森牵着手散步,又看到他俩在北京、澳门旅行的亲密合影,我就像多了个儿子般开心。我暗暗思忖,国内保守观念太强,同性恋者承受的压力太大,做家长的有我们这么开明已是不错,但很难碰上双方家长都开明的。远涛和森相识是缘分,他俩若想在国内住到一起我赞成,若要出国结婚定居我也理解。我虽然爱儿子,但还没有抱孙子的渴望;先生是华侨孤儿,归国后靠助学金完成学业,对传宗接代看得很淡。他对我说,我们让远涛从小享有足够的自由,无论升学、就业、交友,都尊重他的志愿。远涛在访谈中也说:“我一辈子感激父母让我走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