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写老照片说明：1986年，39岁的阿坚我去湖南组稿，与青年作者在公园留影。 

化作温润的南风

□ 吴幼坚

我顺着人流走向出站口。这是我第五次来武汉。记得1983年秋第一次来时，刚出站就见有位瘦高的中年人，双手在胸前扯开张小白纸(那是电报纸背面)，上写：“吴幼坚”……

    “阿坚！阿坚！”几个人连声呼唤，上前握手。熟悉的面孔介绍陌生的面孔，原来全是在武大中文系插班进修的湖北作者。“吴老师，您好！”这位如此尊称我的该是学生了，一报姓名，却是来进修的河南作者。我俩通了两年信，今天才见面。

    五月正午的骄阳热力逼人，坐在“老”大学生的自行车尾架上，进入绿意浓浓的武大校园，顿觉神清气爽。插班生下午有课，我抓紧时间去“作家班”。那批学员都是颇有名气的中青年作家，不少人在《广州文艺》发过作品，有几位还获过“朝花奖”。现在，他们多转向以写中篇、长篇为主了，但与我交谈过的每一位，都答应有了合适的短篇或小中篇，会给我刊的。“《广州文艺》是家有影响的青年文学刊物，办得很有特色，很有朝气！”听到他们的称赞，我毫不掩饰自己欣慰的笑容。

    尽管我是个最普通的编辑，但是，与作者交往时，我是代表《广州文艺》的。最初联系的一批作者已“考察”了我三年多，他们不再称我“吴编辑”或“吴老师”，而称“阿坚”。其实，我从小就立下当语文老师的志愿，到高三毕业前夕，则连高考志愿表怎么填都想清楚了，第一志愿是北师大中文系。然而，“文革”的飓风把我从广州刮到粤北山区“接受再教育”。之后我在文化单位、工业单位抓了七年笔杆，再在《广州文艺》当了三年校对。我是现有四个文字编辑中年龄最大、“编龄”最短的。“老师”这称谓让我激动，又让我惭愧。

   在武大住了四天，看着大学生们翩然来去，我想，如果没有十年浩劫，我也许会成为他们的校友。当年我动过报考武大图书馆系的念头。可我连家里那大柜大柜的书都未及浏览，“造反派”就把它们抄走、烧毁了。父母被关押了，我和未成年的弟妹，只好各自在社会大学里，读人生这本严峻的大书。是的，我比许多青年作者阅历要丰富，但要当好“老师”，还须不断充实自己。一位大学青年教师把他参与编辑的理论书籍寄来，让我“放在手边，得空翻翻”，一位部队作者写信说：“送你一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希望对你的工作有帮助。” 

    ……更多作者经常敦促我多看书，多思索。他们不注重我有无大学文凭，但要求我有真才实学；他们希望我不但具有五六十年代的编辑作风，还具有八十年代的编辑思想。我深切地感受着沉沉的压力与殷殷的期待。

    武汉素有“火炉”之称，坐落在东湖之滨的武大也酷热难当。我那些“老三届”的作者朋友们，为了充实自己，甘愿过几年简朴的学生生活。插班生四人睡一间宿舍，床、桌、椅挤得满满的，还到处是书、笔记、文稿；晚上，我在他们房里呆了一会，双脚就被蚊子叮出一个个红点。真难为他们在这种环境里读书、写作！那些全国作协会员们住得稍宽敞，但他们同样在学生食堂排队买饭菜；同样从楼下往六七楼提自来水；同样听课、复习、考试……在一对青年作家的宿舍里，我看到他俩把女儿的照片镶在床头镜框中，别的作家也该珍藏着妻儿的照片吧?这是一批特殊的大学生，低年级同学甚至喊他们叔叔、阿姨，而他们在与小字辈一起读书之余，写出了一篇又一篇佳作。

    星期天，插班生们与我结伴，车铃叮当，直奔磨山。开怀畅饮，诗兴顿生。归途中，我们留连于漫坡的野菊花，采撷，留影。朵朵黄花，阳光般跳跃在我们胸前、肩上，点缀着我们的车头和挎包。

    这支变得年轻了的自行车队驶近了武大侧门，阵阵更年轻的欢声笑语扑面而来。看，夕阳辉映的东湖金波荡漾，嬉浪的男女青年身穿艳丽的泳装出没其间；白色的水鸟扇动双翅飞向高远的蓝天；岸边的梧桐慈爱地俯向湖面，荫庇着在绿茵上依偎、拥吻的恋人；错落有致地散停着的自行车，显出了少见的轻松、自在……这欢乐、自由、安宁的画面又一次使我百感交集。昨天我和作家班一位朋友已来过这里。他比我低两届，“文革”中身陷冤狱，受过几年折磨，留下了严重失眠的后遗症，住集体宿舍比一般人更不适应。最令我同情的，是他至今仍孑然一身。我和他沉默着，聆听着人们无拘无束的畅笑。你不得不承认，春天是属于他们的，而自己已步入人生的盛夏。这位朋友习惯地蹙着眉，但没有叹息，也毋须安慰。他已发表了上百万字的作品，仍在不倦地笔耕。他将有一个丰饶的金秋。

    东湖的傍晚给我的印象是特殊而强烈的。夜里，学生宿舍像个蒸笼，我干脆起床看稿。在这万籁俱寂之时，一定有许多作者也在用功。几天后我在汉口见到一位同龄人，她向素昧平生的我讲起她刚完成的中篇小说，讲起她第一位丈夫被打成“反革命”含冤而死的往事，潸然泪下。接着我去潜江县看望油田的一位作者及其家属，他妻子在那疯狂的年代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反复发作，只好提前病退。这位两个儿女的父亲如牛负重，在业余创作的路上艰难前行。中国这代中年作者经历过何等险恶的风浪而不甘沉沦啊！我理解他们，就像理解自己一样。

    什么是联结编辑与作者的感情纽带?我以为是相互间的理解与真诚。在郑州一位青年朋友的家宴上，我见到我所敬重的一位作家。他五十刚出头，中、短篇小说均获全国奖，名声可谓大矣，但他与在座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人像平辈一样谈笑、碰杯。我知道他很忙，稿约又特别多，我刊从未邀请过他参加笔会，我也没向他定期赠送杂志，因此，不打算再提稿子的事。席间，他却主动当着大家面说：“我欠着阿坚的人情债。”这时，我不禁想起一位军人。他两次为我刊写的稿都被退了，因为他在《解放军文艺》获过奖，我一直要求他拿出“拳头产品”来。春节，他寄来雄鹰展翅的贺年卡，上写：“我想，我是会写出一篇让你通过的稿子来的。等着吧。”不久后他去中越边界体验生活，行前匆匆来函：“前线也许偶然不幸，那么，这就是告别信了，但我总觉得我命不该绝，日后定会见面的。”读完信我心一沉，把它小心保存起来。我想，男子汉说话算数，何况军人。只要他平安归来，迟早会给我一篇好稿子。   

    事情简直凑巧之极，家宴次日，我在郑州街头突然见一人酷似他，骑着车缓缓从我面前经过。他家和单位都在外省，怎可能在郑州邂逅?于是我没喊。回广州后接他回信，说：“那天你在郑州见到的正是我。这简直是有一点暗示人生的意味，人海茫茫，失之交臂。”这次机会是错过了，但我们还会见面的，我还等着他交稿哩。倒是那许许多多分布于各地的朋友，恐怕就不能一一相见了。我虽然不清楚他们的容貌，但他们一旦成了“我的作者”，原先陌生的姓名就会逐渐变得亲切。有位小战士，大年初一，在广西前线的猫耳洞里写信向我贺年，他问：“阿坚姐，您此刻也许正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我回信告诉他：“年初一早上我回编辑部值班，先给外地作者写信，接着与来访的外省作者面谈。”我希望自己在繁华大都市里从事编辑工作的实况，无愧于我各行各业的艰苦奋斗、认真工作的作者。

    旭日临窗，列车奔驰在南粤大地上。近一个月来，我到过武汉、沙市、江陵、郑州、开封、三门峡等地，如今就要回到亲人身边了。我又欣赏了一遍心爱的影集。闭上眼，5岁多的儿子像每天傍晚那样，张开双臂，用普通话高喊：“妈——妈，您好！——”扑入我的怀抱。我紧搂着他，亲吻着他，又细细端详他笑成新月般的双眼，微翘的嘴角，若隐若现的酒涡……一旁，当中学物理教师的丈夫，含笑注视我俩。没有他承担大部分家务和教养儿子的责任，就没有我这样的女编辑。我睁开眼，仿佛又听到儿子两年前的发问：“妈妈，凡是讲普通话的人，你就叫他‘作者’，对吗?”我哑然失笑，告诉他作者是会写故事的人。数月前的一晚，儿子突然提了一串问号：“妈妈，编辑能干还是作者能干？你能当作者吗？你什么时候才当作者呢?”我向儿子解释说，有许多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当作者，妈妈就为他们编稿子，让更多的故事印成书。等到妈妈老了，也许就会写点什么了。“不，妈妈，我不喜欢你老！”儿子猛地搂住了我的脖子，“妈妈，你又多了几根白头发。”说完，他把枕头斜放在床头，让我靠得舒服些看稿。

    一位老编辑曾对我说：“刚参加工作时我也很单纯，一心一意为他人作嫁衣裳，几十年过去，经我手发处女作的作者一个个成名了，我却没有多少铅字留下来……”我理解他矛盾的心理。我佩服编辑创作两不误的同行，但我的才能、意志、时间、精力有限，又是半路出家，更要笨鸟先飞，难以两全其美。

    车窗外，温润的南风徐徐吹过，无影无踪，可是，树绿了，草青了……

    你属于南国的风和太阳。——长江边写诗的朋友对我说。

    你像一阵南方的风，绿色的风。——黄河边写诗的朋友对我说。

    化作一阵温润的南风吧。——我对自己说。

                                                                                                                                                         (组稿札记（一）刊于1986年第9期《广州文艺》)

补写老照片文字说明：1986年40岁的阿坚我去武汉组稿，趁周日与几位青年作者（武汉大学中文系插班生）去磨山游玩，途中在草坡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