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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冬雷 |
分享一个我在英国看病的经历。来了四年,只去过一次医院,两个月前我怀疑自己吃鱼时鱼刺卡到嗓子了,就先到学校的NHS社区医院。一般看病要预约的,我显然没有,跟前台说明了情况,就帮我临时预约了“急诊”,等了5分钟,医生叫我进去。说明了情况,做了简单的检查,告诉我他感觉不是鱼刺,但不能确定。
他说最好去市中心医院全面检查。问我紧急么?影响呼吸么?我如实回答,没有。他就帮我预约了当天下午的大夫。到了那里,医生先给我讲他的想法,鱼刺可能卡住的三个地方,他要先要用什么仪器检查哪里,排除哪种情况,后用什么仪器检查哪里,再排除那种情况,分别做什么处理,讲得一清二楚。
听到他说最严重可能要开刀做手术,我还有点紧张。后来证明,这不过是一套规范的流程——医生必须把可能发生的情况详细的告知患者,双方达成一致,才开始治疗。由于医生的原理讲解专业而且严密,我自然对他的医术非常放心。
检查完以后,医生说,他基本确定不是鱼刺了,他告诉我,有的时候鱼刺被吞下去的时候会划伤食道,让你感觉和鱼刺卡住一样。这种情况不用管它,一到两天之内就好了。如果两天还不好,你再来找我,我们再做别的检查。虽然他说的婉转,但我知道按照英国人的说话习惯,应该是99.99%确定不是鱼刺了。一天以后,嗓子果然没感觉了。我第一次的看病经历到此为止。
所以,我觉得医患之间前期的沟通,保障患者充分的知情权非常重要。在国内看病,总感觉医生很冷酷,自己做自己的,可能他们觉得给患者讲患者也听不懂,所以基本上是医生指挥患者,患者一头雾水的跟着医生团团转。对自己的病情不了解,对治疗步骤不了解,对每一步可能产生的后果也不了解。这种情况下,刚开始患者对医生自然是满怀依赖,就像一个蒙着眼睛的小孩被大人拎着走,所以,治好了,自然没什么。可一旦没治好,那种无比的依赖会立刻转化成满腔的怀疑和愤怒,就像那个蒙着眼睛的小孩本来觉得会被大人带回家,结果被带到沟里了,就算不是大人的错,他也会认为肯定是大人在捣鬼,因为他一开始就没有充分的知情。
而且如果各种可能出现的结果,以及出现后应该采取什么处理方案在一开始就和患者及家属讲的清清楚楚,双方达成一致后再开始治疗,后来无论出现各种情况,相信大多数患者及家属都是可以接受的,还是因为患者对自己的病情有着清楚的认识。而如果只是告诉患者,先做个什么检查,检查完以后告诉患者,需要做什么手术,手术完说,还要做什么手术,这种情况下,即便医生没有失误,是患者自身病情使然,也很难让患者和家属信服。
说白了,信息公开和充分的知情权,可以充分保障患者和医务人员双方的利益。可以在一开始就将日后可能出现的结果,究竟是医务人员的责任还是患者自身病情的原因界定的清清楚楚。所以,出现问题了,该医院的责任,医院就赔偿,道歉,医院无责任,患者也只能坦然接受。而不是像现在,什么都一锅粥,没有权责清晰的界定,出了事,也自然双方各说各的理,尿不到一个壶里。
患者知道自己真实的病情,知道自己正处于医生医疗计划中的哪一阶段,这对医患之间的信任非常重要。否则两眼一摸黑的任医生摆布,自然是治好了,那是华佗再世,对医生崇拜感激的恨不得跪下,一旦没治好,那自然是医生不负责,医生给治死了,更别说很多患者都会疑虑做那么多检查是不是医生想多赚点钱啊,什么什么的。所以,很多时候,不信任是由信息不公开所造成的。
当然,普通百姓的生死观也需要教育。我们中国人有一种传统陋习,治病的时候不能说丧气话啊,好像医生如果说点科学依据的“丧气话”就会给患者带来霉运一样,还有似乎我们中国人都觉得自己很脆弱,觉得得了绝症要瞒着患者啊,他一定承受不了啊之类的。这可能也是医生无法如实的在一开始就和病人及家属制定详尽的严谨的医疗计划的原因。这种事情很常见,比如如果我坐飞机前给我妈开玩笑说要是飞机失事了怎么怎样的话,我妈会一脸严肃的要打我嘴巴,说我“净说些不吃劲的话”。这种类似于原始社会的巫术般的讳谶之学基本上根深蒂固于很多中国人的内心。其实,不管你说与不说,想与不想,都不能改变第二天飞机要不要出事,因为这是由概率决定的。同样,患病的人是不可能被丧气话说死的,这是科学决定的。
所以信任不应是说说而已,也不应是鸡汤式的煽情和苦情的呐喊。要踏踏实实的重建医患之间的信任,需要实实在在的做出来。首先是制度上的,让民众知道,医生是没有机会拿回扣,多黑钱的,医生是不用送红包就会给你好好看病的,这就减少了一重不信任。其次是医疗程序上的,保证程序规范,提高患者及家属的知情权,减少医疗过程中的神秘感,让医患之间由领导者与盲从者的关系转变为专业的合作、协商关系。第三,是教育上的。让中国传统文化里那些象形之学、象声之学、讳谶之学统统见鬼去吧。取而代之以现代医学的科学认知,让民众能够理性的科学的接受生死,而不是总觉得再濒死之人都能跳个大神,然后就妙手回春了。
他说最好去市中心医院全面检查。问我紧急么?影响呼吸么?我如实回答,没有。他就帮我预约了当天下午的大夫。到了那里,医生先给我讲他的想法,鱼刺可能卡住的三个地方,他要先要用什么仪器检查哪里,排除哪种情况,后用什么仪器检查哪里,再排除那种情况,分别做什么处理,讲得一清二楚。
听到他说最严重可能要开刀做手术,我还有点紧张。后来证明,这不过是一套规范的流程——医生必须把可能发生的情况详细的告知患者,双方达成一致,才开始治疗。由于医生的原理讲解专业而且严密,我自然对他的医术非常放心。
检查完以后,医生说,他基本确定不是鱼刺了,他告诉我,有的时候鱼刺被吞下去的时候会划伤食道,让你感觉和鱼刺卡住一样。这种情况不用管它,一到两天之内就好了。如果两天还不好,你再来找我,我们再做别的检查。虽然他说的婉转,但我知道按照英国人的说话习惯,应该是99.99%确定不是鱼刺了。一天以后,嗓子果然没感觉了。我第一次的看病经历到此为止。
所以,我觉得医患之间前期的沟通,
而且如果各种可能出现的结果,以及出现后应该采取什么处理方案在一开始就和患者及家属讲的清清楚楚,双方达成一致后再开始治疗,后来无论出现各种情况,相信大多数患者及家属都是可以接受的,还是因为患者对自己的病情有着清楚的认识。而如果只是告诉患者,先做个什么检查,检查完以后告诉患者,需要做什么手术,手术完说,还要做什么手术,这种情况下,即便医生没有失误,是患者自身病情使然,也很难让患者和家属信服。
说白了,信息公开和充分的知情权,可以充分保障患者和医务人员双方的利益。可以在一开始就将日后可能出现的结果,究竟是医务人员的责任还是患者自身病情的原因界定的清清楚楚。所以,出现问题了,该医院的责任,医院就赔偿,道歉,医院无责任,患者也只能坦然接受。而不是像现在,什么都一锅粥,没有权责清晰的界定,出了事,也自然双方各说各的理,尿不到一个壶里。
患者知道自己真实的病情,知道自己正处于医生医疗计划中的哪一阶段,这对医患之间的信任非常重要。否则两眼一摸黑的任医生摆布,自然是治好了,那是华佗再世,对医生崇拜感激的恨不得跪下,一旦没治好,那自然是医生不负责,医生给治死了,更别说很多患者都会疑虑做那么多检查是不是医生想多赚点钱啊,什么什么的。所以,很多时候,不信任是由信息不公开所造成的。
当然,普通百姓的生死观也需要教育。我们中国人有一种传统陋习,治病的时候不能说丧气话啊,好像医生如果说点科学依据的“丧气话”就会给患者带来霉运一样,还有似乎我们中国人都觉得自己很脆弱,觉得得了绝症要瞒着患者啊,他一定承受不了啊之类的。这可能也是医生无法如实的在一开始就和病人及家属制定详尽的严谨的医疗计划的原因。这种事情很常见,比如如果我坐飞机前给我妈开玩笑说要是飞机失事了怎么怎样的话,我妈会一脸严肃的要打我嘴巴,说我“净说些不吃劲的话”。这种类似于原始社会的巫术般的讳谶之学基本上根深蒂固于很多中国人的内心。其实,不管你说与不说,想与不想,都不能改变第二天飞机要不要出事,因为这是由概率决定的。同样,患病的人是不可能被丧气话说死的,这是科学决定的。
所以信任不应是说说而已,也不应是鸡汤式的煽情和苦情的呐喊。要踏踏实实的重建医患之间的信任,需要实实在在的做出来。首先是制度上的,让民众知道,医生是没有机会拿回扣,多黑钱的,医生是不用送红包就会给你好好看病的,这就减少了一重不信任。其次是医疗程序上的,保证程序规范,提高患者及家属的知情权,减少医疗过程中的神秘感,让医患之间由领导者与盲从者的关系转变为专业的合作、协商关系。第三,是教育上的。让中国传统文化里那些象形之学、象声之学、讳谶之学统统见鬼去吧。取而代之以现代医学的科学认知,让民众能够理性的科学的接受生死,而不是总觉得再濒死之人都能跳个大神,然后就妙手回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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