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关村民营科技大事记》回忆录

二、四季青乡参与四通公司创办过程回忆录

作者  刘子明

2007年6月14日

图为：四通公司早期的宣传册封面。齐忠摄影并收藏。大事记下卷1--94。

导读：本回忆录由原四季青乡，四季青化轻公司的总支书记，四通公司创始人之一刘子明先生所写，刘子明先生以四季青乡的角度、立场、观点详细的描写了四通公司从社办企业创业过程，四季青乡参与四通公司创办的全过程，以及纠正了四通公司是在“1984年5月16日” 成立的误区，证实四通公司是在“1984年5月11日” 成立。本回忆录与四通公司创始人之一印甫盛先生，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立场、观点所写的创办四通公司回忆录《四通公司如何创办的》，形成鲜明的对比，是我国、北京及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不可多得的创业历史文献，弥足珍贵。因各种原因，本书作者对本文作了相应的编辑和注，请读者谅解。

    再有，因各种原因，本书作者没有找到刘子明先生，并付与相应的报酬，在此向刘子明先生表示深深的歉意。

1984年，中科院一批科技人员与四季青乡联合创办四通公司，我作为四季青化轻公司的总支书记，参与了四通公司的创办。

    当初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科学院人才成堆，没事干，国家每年拿出了很多经费，很少出成果，就是出了成果也是摆在那儿，转换不成生产力。人才得不到充分地发挥，薪水也很低。因此万润南他们感到这种模式不合适，不满足当时的现状，急于探讨一条集科研和生产一体的路子。这样，他们就找到了海淀区政府。

    1984年3月20日，海淀区委书记贾春旺给四季青乡乡长李文元打电话，探讨四季青乡能否和印甫盛他们合作。当天晚上，李文元叫上我，一起去海淀区政府。

    1984年3月20日晚7时，在海淀区政府228会议室，我们和印甫盛及某某某他们第一次见面、座谈。四季青乡参加的有乡长李文元；四季青化轻公司线路板厂厂长李文俊，（注：李文俊先生后出任四通公司副董事长、副总裁直至退休。）当时线路板厂为北京无线电厂收录机的集成电路板印刷、打孔，我们认为这就是高科技了，所以听说人家是中科院的，搞高科技，就把李文俊也带过来了，再有就是我。对方参加的有，印甫盛先生，他前期参加了几次会议，后来他没有在四通工作。中科院计算中心的软件工程师沈国钧、某某某，万达邦，某某某的父亲，他原来一直在清华大学搞财务工作，1984年他已经退休了。

    贾书记给双方做了介绍以后，我们就合作的问题进行了一些简单的交流。这次交流，主要是看在海淀区领导的面子上。当时四季青乡有人议论说：“这些人俩肩膀扛一个脑袋就来了，咱们这就出钱？”因为所有投入的钱都是四季青乡的，大家心里打鼓，我们觉得是贾书记出面牵线搭桥的，对他们还比较放心。

    第一次交流比较顺利。某某某说他们吃、住、工作在海淀，想为海淀区的产业革命作点贡献。海淀区知识分子成堆，科研成果也不少，如何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努力的方向，四季青有场地、有资金、有劳动力，他们有技术，优势互补，一定能搞起来。

    沈国钧先生也谈到国家对科学院提出的要求，他说：“今后20年科学院要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现在国家每年支出科研经费8亿元，这几年也出来了一些成果，关键的问题是科研成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双方合作就是要搞知识密集型产业。”

李文元乡长介绍了四季青乡的基本情况，他说：“1984年四季青乡的总收入是1.7亿元。四季青乡的乡镇企业主要有三个锅炉厂，都是搞低压小锅炉的，一个是采暖炉，一个是蒸汽炉；两个环保厂，生产旋风、脉冲、螺旋、布袋除尘器；一个汽配厂有三个单位，生产锻件、液压件、消声器等产品，这些产品的附加值很低。有一个锅炉厂从南到北摆的全是锅炉，卖不出去，产品不合格，最后都按废品处理了，就是卖出去赚一点利润，还不够损失的。所以四季青乡想要调整企业的产品结构，急需和大专院校、科研单位进行合作，能够生产一些新产品，替代那些傻大黑粗的老产品。他表态愿意合作，并希望在调整四季青企业的产品结构方面得到科研人员的支持。”

随后，双方简单的谈了三个问题：

一、合作形式

某某某他们提出不以科学院计算中心的名义合作，因为当时中关村已经有十几家公司，包括科海公司等，这些公司大部分是与海淀区与学校、科学院合作的，企业性质是集体或是全民的。某某某他们认为那种合作形式条条框框太多。他们要求四季青以招聘技术人员的形式进行合作。当时我们就基本上同意了。

二、对产品的选择

沈国钧和某某某他们说，当时确定的方向就是开发计算机技术。因为在1984年，咱们国内计算机大机器多，价格比较昂贵，小的单位用不起，用的单位少。他们定的发展方向就是开发小型微处理器，（注：小型微处理器就是今天的个人计算机。）要在计算机软件上下功夫，让计算增加功能，特别是汉字处理功能，目的就是小单位能用得起。

三、双方义务

双方的义务是，四季青乡负责场地、设备和资金，他们负责开发、经营和管理。

    第一次初步谈了这些，因为晚上七点才开始，谈谈就到夜里十二点了。双方约定在3月22号再详细的进行会谈。

1984年3月22号晚上7点，还是海淀区政府的228会议室，我们双方展开第二轮会谈。确定了企业名称、企业性质、组织机构和分配原则。企业的名称确定为“北京市四通新兴产业开发公司”。

企业属于四季青乡办的，他们是四季青招聘的。企业性质是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集体所有权企业。当时四季青的管理办法是每年总公司给企业下任务，下边的企业要向总公司上交利润，然后再由总公司按照规定，定一个分配指标。即使企业亏损了，到年底也不少拿钱，没有收入、没有利润也保分配。

某某某他们认为这种模式不合适，所以就定了一个有自主权，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总的一个原则就是按劳分配，工资、奖金、津贴都要和收益挂钩，没有收益就没有报酬。按当时说法就是扔掉了“铁饭碗”，端起了“泥饭碗”，没有收益，连饭碗都没有了。

公司确定的组织机构，是在董事会领导的经理负责制，这在当时来说也是一个突破，四季青乡就从来没有这样的管理体制，当时就是书记说的算。双方还商定，由四季青乡负责提供场地、负责注册、负责银行的开户，提供电话、提供交通工具，提供办公用品等。

    当天晚上重点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企业的经营方向，就是发展新兴产业。新兴产业到底是什么？某某某他们提出发展无公害、能耗少的知识密集型企业，主要是针对当时四季青的企业状况提出来的。另外我们还提出他们要为调整四季青乡企业的产品结构做出贡献。这句话很重要，如果没有这句话，当时可能谈不成。几次谈判都强调，要调整四季青乡的产品结构。还有就是充分吸引人才，把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的人才聚集起来。那年月，把中科院的工作及一个月六、七十块的工资不要了，上四季青乡来创业，中科院还真是没有那么多人有这样的胆量。六七十块钱在当时也算高工资了，一般人不可能轻易扔掉这个铁饭碗，所以提出吸引人才的问题。这次谈完后，我们约定某某某他们于3月25日，到四季青乡参观。

     1984年3月25日，某某某他们来到四季青，我和李文元全程陪同。那天来的人有，印甫盛、某某某、万达邦、沈国钧、王晓霞，还有刘海平、龚克（女）、吴本浔。龚克和刘海平原来是北京国有企业计算机三厂的，都是工程师。我跟李文元陪他们参观了四季青的锅炉厂、啤酒厂、服务加工厂、西山塑料厂、门头村穿板厂，还有线路板厂。下午，在四季青乡进行座谈。在这次座谈中，确定这个企业的名字叫“四通新兴产业开发公司”。

    为什么叫“四通”呢？他们是知识分子，他们解释说这个名称有四通八达的意思，有事业顺畅的意思，有路通四海的意思，吉利。同时还包含另一个含义，“四通”的英文名字为“STONE”，英文是石头。他们说就把四通公司当成问路石、铺路石。知识分子语言比较丰富，就定下来叫四通。另外讨论了董事会和经理问题，议定董事会由11人组成，四季青乡出4人，对方出7人；四季青乡出任董事长，某某某他们出任总经理、出主管会计，四季青乡出出纳。公司办公地点暂时定在车道沟的线路板厂内，待条件具备时迁至中关村。分配办法为，公司形成的利润，40%留给公司，用于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60%上交四季青乡。这60%中的40%返还公司作为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然后再给他们40%作为四季青乡下拨的发展基金，因为四季青乡当时是一级核算，所有形成的利润都要走这个上交下拨的手续，四季青乡只留下20%的利润。另外就是有关的合同章程、制度、分配办法等等，让我和万润南两个人负责起草，然后再提交双方讨论。

    这以后我和某某某几乎天天在一块，经过几次商讨，4月2号，就章程、合同、分配办法，我和某某某达成一致意见，然后由我去送给海淀区领导审查。四季青也开了多次会讨论这件事，决定委派我具体负责操作四通公司成立这项工作，因为想把这个项目安排在李文俊的厂子，所以李文俊也开始参与四通公司的运作。

    四通公司是四季青的企业，它是双方的一个企业。开户注入的2万元资金是由化轻公司从四季青总公司借的。对于这2万元，后来不论是报道还是讲话都提到过，但含义变了。这2万元开户资金，是借给这个企业的，不是借给某某某个人的。这和某某某他们几个人借钱就不是一回事。如果说某某某他们七个人要到四季青乡去借钱，那白云海同志也不会借给的。当时白云海和于志云两位负责四季青乡的财务。四季青乡要注册这么一个厂子，于是，我才能从总公司财务那儿先拿2万块钱去开户。经过了这一个多月的紧张准备。1984年5月11日就办下了营业执照，性质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现在一般的说法，四通公司成立于“1984年5月16日”，但是它实际的注册日期是“1984年5月11日”。

    1984年5月16日，在四季青乡的外宾接待室，召开了四通公司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海淀区委书记贾春旺和四季青乡乡长李文元、总经理任德生、财务副经理吴志宇、副经理张彦忠、办公室主任任树德、工业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杨勇清和我。中科院方面的有中科院的领导李润斋，印甫盛、某某某、沈国钧、万达邦、刘海平、龚克、李玉、石俊民、王笑言、廖仲武、康小梅、李龙坎，其中李玉是某某某的媳妇，这些人后来都被纳入四通的创始人了。

    这个会由任树德主持，李文元宣布四通公司成立，并且宣布了领导班子组成名单：

    董事长：李文元

    副董事长：沈国钧、刘子明、刘菊芬、张彦中

    总经理：某某某

    副总经理：沈国钧、任树德

    在这个会上，贾春旺和李润斋都讲了话，对四通的成立，表示祝贺。

    四通公司实际上是由化轻公司跟他们合作创办的，因此四通公司开始成立的时候，办公地点就安排在车道沟线路板厂内。当时我公司有一个小丰田蓝色的小面包车，就把这辆车提供给他们用。那时乡镇企业是不允许买车的，咱们是趁着赞助第二届农民运动会，买了车以后先上农民运动会服务一个多月，然后车才归四季青乡。

    1984年6月29日，根据经营的需要，四通公司的领导班子又进行了一些调整，主要是在副经理这个位置上增加了人，同时明确分工。沈国钧负责产品开发部；我负责特区事业部，当时想到深圳去做生意，我就在深圳大学建了四通分公司，后来某某某的弟弟万润龙（注：万润龙应为“万荣南”。）被派到那儿去当经理。任树德负责财务管理；王安石没参加四通成立大会，这时被任命为副经理，负责贸易，就是现在的香港分公司，刘海平负责实业部；李文俊负责行政事务。

   1984年 6月29日，开完会以后，我马上找李文俊谈话。他是四季青线路板厂的厂长。那时候，谁也不能保证四通一定能办成功，还得跟他做工作，让他去四通工作。

1984年7月1日，李文俊到四通上班。再有就是李建力，我也是在1984年6月30日，找她谈的，让她到四通担任出纳。李建力现在还在四通，还是总出纳。当时缺乏工作人员，我们就动员自己的孩子去四通工作。

四通公司成立后，当时的观点就是先搞贸易，提出一个口号就是工、科、贸结合，先做 “贸易”后办工厂，如果没有贸易赚钱，工业也搞不起来。第一批贸易就是进了一批苹果II计算机，七、八千块钱一台。

从四通公司成立到1984年底，当年形成的收入是976.2万元，主要就是卖苹果机的收入。营业税交了29.9万，毛利润142.6万。这个毛利润跟工业企业的毛利润还不一样，这个毛利润里还包括工资，没提工资成本，另外交了47.1万的所得税，留给四通公司是76.4万，其余的四季青拿走。

1984年底，经区政府协调，四通公司由车道沟线路板厂搬到了中关村自选市场临街的二层铁皮小楼上。

四通公司觉得税收太重了，企业所得税47万元，营业税将近30万元。当时海淀区有一个政策，接收一定数量回城的“知识青年”企业，可以免交企业税三年，但是这个政策不适用于农村乡镇企业。海淀区里就帮着四通公司协调免税的事情。

1985年，在这个四通公司的基础上，又成立了一个“中国四通新技术开发总公司”，是原四通公司的上级，直属区政府管辖，享受税收减免政策。

   1985年，四通公司在主要的攻关项目就是MS-2400中英文打字机。在开发MS-2400的过程当中，某某某他们相当刻苦，七八个人在他的那个小两居室，也就五六十平方米大小，整天搞开发，吃面包、喝可乐，满屋子的面包纸、可乐瓶子。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软件搞出来了。搞出软件以后，四通公司去日本引进机壳。  

1986年5月15日，四通公司宣布四通MS-2400打字试制成功，当年就实现收入3000多万元，大约是3200万。

1986年，媒体报道了MS-2400中英文打字机试制成功的消息，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八、九千块钱一台的打字机，两个月就订出了五六千台。《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经济参考报》就大量的报道。

1986年，四通公司的收入突破了1亿元，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大企业了。

我认为四通公司所以能够在当时一两年之内，能够有这么大的进展，首先是一个机制问题。没有了“铁饭碗”，就增加了员工的危机感，不干就没有饭吃。

其次就是在经营方面、管理方面的创新。特别是在用人制度、分配制度方面，我认为当时的四通的办法比四季青的要新。比如项目承包，给人家搞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刨去直接的成本以外，不包括工资，所产生的毛利润30%归项目负责人分配，这样，就极大的调查起员工的积极性。

    1985年春，四通公司的分配制度，一度引起各方面的议论，说四通分配太高了，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派人下来调查。有关部门来了几个人找我谈话，谈分配问题，说四通分配特别高，这里面有违反政策的地方。我就给他们解释，当时定这个分配政策的时候，我调查了位于海淀北坞的北京电机厂一分厂，他们的工资分配占毛利润50%以上，四通公司定在30%不算高。现在说四通公司的人一次性分配拿那么多钱，只能说明人家的效率高。跟他们这样解释以后，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1986年以后，我逐渐从四通公司退了出来，1990年我调到海淀乡工作，对四通的情况就很少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