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书散议（三）

经岩画专家考证，宁夏卫宁北山地区大麦地岩画带遗存数量惊人的史前岩画，可以为这一推断做一个佐证。宁夏卫宁北山地区大麦地岩画是中国迄今惟一的“岩画主要地区”，其早期岩画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２至３万年左右。大麦地坐落于黄河北岸的卫宁北山，在方圆６平方公里的原始环境中，遗存岩画个体图像达８５３２个，平均每平方公里有个体图像１４２２个，超出了国际公认的世界岩画“主要地区”规定标准的１４０多倍，堪称世界之最。据国际上通用的丽石黄衣测年，岩画专家测得大麦地岩画早期距今8000年到7000年左右，中晚期距今4000年到1000年，最早的岩画在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之间。

　　“大麦地岩画中，目前已发现2000多个图画文字。”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文字专家、甲骨文专家刘景云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具有约定俗成、流通、抽象的表意形态，大麦地岩画具备了这些特性。”

　　国际岩画委员会会员、北方民族大学岩画专家李祥石说：“大麦地早期岩画有许多象形与抽象符号，在大致同时期的陶文符号和后来的甲骨文中可以找到相近的形象。更为关键的是，这种象形符号在大麦地岩画中绝非偶然和孤立，而是呈星状分布。”

　　中国岩画协会主席、中央民族大学岩画学博士生导师陈兆复认为：“通过对全国范围内一些岩画图形的研究，发现岩画的图形与后来文字的图形部分非常接近。比如对太阳的表述方法，均是圆圈中有一个点。有些图形文字，与甲骨文也有一定的一致性。”

　　很久以来，一直没有找到甲骨文以前的图画文字，而大麦地岩画在时间段上正好在甲骨文之前。专家表示，大麦地岩画不一定是汉文字与甲骨文的直接前身，但可作为甲骨文发展的图画阶段的参考形式。

　　甲骨文专家刘景云说，大麦地岩画和欧洲、非洲、大洋洲等地的岩画差异较大，但和中亚、西伯利亚、蒙古等地域的岩画有类似之处，可能是同源。即使大麦地岩画本身，在其宽广约10余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也有一定的传承和发展。

岩画专家经初步研究整理认为，宁夏中卫北山地区大麦地遗存的早期岩画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晚期，距今２至３万年左右。大部分作品产生于公元前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少数作品延续到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

在远古居民遗留下来的岩画、石刻符号、族徽等大量带有图案的信息中，又如何去判断哪一种仅仅是图画，哪一种是文字呢？以前曾有学者认为，可视图案复杂与否来决定，越古老，越偏于画的本意；而符号化成分越多，结构相对概括而简单的则偏于文字的本意。但是后来发现，在不同的文字中很难以这个标准衡量。所以后来有语言学家将图画到文字的定义改为：一旦图画与语言形式之间出现了约定俗成的固定联系时，它就完成了向文字的过渡。比如看见以一个正面人形的“大”字和一只鹿形的“鹿”字，立刻使人想到这是指“大鹿”，而不是指人饲养鹿、猎鹿等其他意思，这样文字便从图画中脱胎出来了。但这个过程非常之漫长。依据这个研究成果，是否可以告诉我们，正是我国古代先祖们中的一批知识分子将岩画中的文字因素进行加工提炼，使这些传达人们思想信息的符号，逐步去除图形的元素增加文字的元素，而史书记载的仓颉造字，正是把这些符号进行加工整理后，成为对汉字进行的第一次规范，而为华夏民族以后所使用的汉字发展开启了先河。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学说告诉我们，人类起源于森林古猿，是在与自然环境的长期斗争中逐渐进化来的。我不是人类学家，因此这里是否请大家对人类发源地的争论暂且搁置一边，而根据岩画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事实，可以认定在上古时代我们的先祖已经在不同的地区，创造着不同的史前文明。不仅世界上不同地区出现了不同形态的文字，即使在中国这快土地上也会出现不同形态的文字。中国幅员辽阔，因此可以设想在仓颉造字的同时，或许还有和仓颉一样的人在做着文字的整理工作，但由于部落的势力范围太小，这些文字只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在自己所在部落的人群中进行传承。而仓颉所创建的文字，则依靠黄帝的强大实力得以推广。据传目前我国发现神秘的、有待破解的八种原始文字或符号有：①曾疑为古籍伪作的《苍颔书》；②曾疑为古籍伪作的《夏禹书》；③贵州的“红岩天书”；④贵州的“夜郎天书”；⑤四川出土的“巴蜀符号”；⑥云南发现的“东巴文字”；⑦绍兴禹庙的“峋楼碑”文字；⑧仙居的蝌蚪文也就不足为奇了。（上述八种文字中，从发现的时代看，仙居的蝌蚪文最早，在南朝孙说著的我国第一部地方志《临海记》中就称韦羌山“上有石壁，刊字如蝌蚪”。二十四史中的《宋书·州郡志》亦称“天姥山（韦羌山别名）与括苍山相连，石壁上有刊字科斗形，高不可识。”以释读难度论，亦惟蝌蚪文为最。其它七种文字或存于书，或现于出土器物，或写于木石，或刻于石碑，或镌于石壁，均属有目共睹之字。而惟独蝌蚪文扑朔迷离，至今还未见其篆文摹本。）因此仓颉造字依本人拙见，在当时可能只是在某一个部落或几个部落的记事符号得到了统一，而不可能使所有部落的文字获得统一。但即使是这样，也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创举。由于上古文字为巫史所垄断，成为接地通天的媒介，因而造成文字拜物教的产生，并进而将文字的创造归结为某一具有神异禀赋的人物的创造：文字的诞生也被赋予神奇怪诞的色彩：“(仓颉)龙颜侈侈、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于是穷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栗，鬼为夜哭，龙乃潜藏。”史书所载“天雨粟，鬼夜哭”的现象，我认为可能是被兼并部落的人民，不甘心自己原先所使用的文字符号被取代的命运，而采取的一种发泄内心不满的行为。他们用苞米进行攻击，在晚上嚎啕痛哭来进行宣泄，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加上那时的人们对一些自然现象还不可能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因此那时的统治阶级，就把这些现象假托于天、假托于鬼神，以此来粉饰太平，缓和矛盾。在以后的时间里，人类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取得了快速的发展，部落之间兼并和融合的事情也经常发生，社会形态也从原始社会形态逐渐向奴隶制社会形态发展。从黄帝时代到秦统一六国，这期间经过了多少时间，大家自然清楚。虽然经过仓颉规范后的文字，已经成为当时多数部落的主流文字，但经过这么许多年的流变，加上那时的文字基本上是用刀刻的，可以想象文字发生变异是不可避免的。从现有的史料，可以看到西周和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字体有些区别，出土的各种铜器上铭刻的文字并不通用，年代不同也有所变化，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 因此，不同部落之间所产生的不同的文字，显然是阻碍人类融合发展的一个因素，特别是到了奴隶制社会后期，这种因素对于人们的生活产生的阻碍作用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于是就产生了进一步规范文字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