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以下简称杨）：我觉得在香港回归十周年的时候，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1997年的7月1号，我们也不妨回到那一天，还记得那一天您是怎么度过的吗？
曾荫权（以下简称曾）：那天是非常忙的，还有又下雨，天气不太好。心情是比较紧张一点，当时见到很多新的面孔。香港殖民地已经一百多年了，离开母体已经一百多年了，现在复返了大家庭的时候，紧张一点应该是正常的。
杨：宣誓的时候，心情怎么样？
曾：很激动的，很激动的，这是回归母体，这是愿望很多年，准备工作做了很多，有点兴奋，有些紧张的，但是蛮好的。
杨：那天您去教堂了吗？
曾：我每天都去。
杨：所以那天也会特别有祷告吧。
曾：当然心里有啊，最重要香港要顺利过渡，香港人要增强本身的信心，对将来要继续地努力。这是我们祷告的最主要的目的。
曾荫权祖籍山东济宁，后来祖辈从山东迁至广东南海，祖父一代又定居香港。1944年，曾荫权出生在香港一个普通警察家庭，兄妹6人，家境贫寒。作为长子，曾荫权不仅要多干家务，而且经常要接受父亲的“棍棒教育”。
曾：我的父亲对我的要求很严格的，当时不止是他，一般的香港居民是一样的，我住的地方是宿舍，全部是警察，我父亲是警察，所以全部每一家是警察的，警察小孩子就每天受打的。
杨：警察的孩子会受打吗？
曾：警察有的是，一般是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但是也习惯了打起来，父母有责任应该做的事情。
杨：因为你是长子，所以挨打的机会比较多对不对。
曾：他告诉我一点重要的建议，建议给一份工作做，一定要做得好。做得满意，做到最后，不能中途放弃，中途放弃就不允许，我爸爸是不允许的。所以对我的影响很深，反正我现在做事的习惯是这样。
1964年，20岁的曾荫权考取香港大学建筑系。而就在此时母亲积劳成疾，年仅51岁就病逝了。看着年幼的弟妹，曾荫权决定放弃学业，帮助父亲挣钱养家。
曾：我妈妈是很聪明的，忘我地照顾我，所以理解我心理的情况。但是呢，她很早地去世，这个对我影响也不少。我在这个家是老大，责任很强，弟弟妹妹希望他们继续上大学，要做好做哥哥的责任。
杨：所以那时候你决定也作出自我的牺牲，就明明考取大学，但是没有去。
曾：那时自己成绩不是太好。
杨：但是毕竟放弃了一个高等教育的机会。
曾：当时老二也一样的，出来工作，帮助爸爸。我爸爸六个孩子，老大老二没有机会上大学，但是老三开始有了，上大学，他现在做得不错。
杨：今天看到香港街头的警察，你仍然会觉得一种亲切感吗？
曾：当然有，我爸爸最重要的愿望是我应该做警察，对我其他弟弟也是一样都做警察，所以我的弟弟做了警察，对他讲是很大的成就。
20岁的曾荫权走向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是药品推销员。两年的推销员经历，使他逐渐培养起“低调忍耐、外柔内刚”的个性。就在这段被自己感慨为“汗水流过多少遍，冷眼遇过千百回”的“孤独的推销员”日子里，有一个身影始终陪伴在曾荫权左右，她就是日后成为曾荫权夫人的鲍笑薇。鲍笑薇出身于澳门历史悠久的“元记饼家”，两人是远房亲戚，青梅竹马。
杨：我们注意到在您过去作为财政司长，连续六年向立法会要提交预算的时候，你的妻子都会穿上跟那个封面的颜色相配的衣服，是这样吗？这是她表示支持的一种方式吗？
曾：对，她对我支持的，每一分钟每一件事对我最大的支持。我坐在现在的位置，她是一个很大的动力，对我很大的鼓励。最近的事，我派传单她跟我一起去。我在车上大选喊着口号，她也跟着我鼓励我。要照顾我每一件事情，对我讲我成功的最大部分是她不是我。
杨：听说每次遇到大事，您都会买一对表，你们两个人来纪念，不知道这次竞选成功有买什么样的表？
曾：一个牌子，我从来只买一个牌子的表，买了这个是保值。
杨：您还开了自己的博客，哪一篇博客点击率最高啊？
曾：有几份做得不错，准备把博客内容做一本小说。
杨：已经可以出书了。
曾：我在准备，希望下个月可以做出来，对我的整个过程是很值得回忆的，有表明香港人的聪明，香港人的可靠，特别是老百姓的可靠。
杨：您可以给我举一个例子，在博客里边写的文章。
曾：比方说有一个基层的家庭，两个小孩。我问他有一个小的，你有没有去过海洋公园，有没有去迪斯尼公园？他说没有。我说我请你去好不好。他想了一会说，不好。
杨：为什么？
曾：他讲要爸爸带我去。哎呀，我心里感觉的是他们很信任他的爸爸。我最后送了几张票给他的父母。希望他也去过。这是我在博客写的，很感动的事情。
杨：这是不是也让您想到自己的童年，因为您的家庭也不是一个富裕的家庭。
曾：是。我感觉我们当时六个孩子，有别人给我东西吃，最后我拒绝不吃，我妈妈感觉骄傲。
杨：那个时候你多大？
曾：两岁半。
杨：那时候已经知道拒绝别人给你吃的东西。
曾：不应该吃的，不应该接受的就不接受。
1967年，23岁的曾荫权怀揣中学学历敲开了香港公务员队伍的大门，37岁获得到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机会，并以优异成绩毕业，此后在香港政坛平步青云。1995年，成为港英政府首位华人财政司司长。虽然是港英政府一手栽培起来的公务员，但面临回归，曾荫权选择继续留在香港。97回归，既有离开母体多年最终得以归属的骄傲，同时也有对未来不安的种种猜测。这种矛盾复杂的心境，在当时香港公务员队伍中普遍存在。
杨：您看时间过得这么快，十年的时间都过去了，回顾这十年，你觉得香港，特别是香港人发生最大的改变是什么？这十年。
曾：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香港人了解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对我们将来的发展有信心，记住很清楚的前途是什么东西。因为有了我们的坚持，可以维护香港可以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这个方位一定可以做很多，为国家实现现代化。
杨：而且我感觉香港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而且在不同的环境下，都能够全力以赴做到自己的最好。
曾：我对香港市民有信心，他们有一股很大的力量，他们有永不言败的心理，斗志很强。特别是困难到的时候，他们可以埋怨，讲了很多苦，但是他们继续地做下去。我对香港人有个信任感，我感到代表他们是我的骄傲，所以这几十年有这个一贯的信心跟着我，对我是很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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