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事杂忆（1）

语文大师

80年代我在社科院，曾经与著名的语文权威吕xx吵过一架。

三联召开一个评书会，一堆名人捧场，吕老人家去了，我也在座。但是老人家不认识我。大概之前有人挑唆，他竟然发言指责我，说听说有个年轻人何新很狂的，三联出版了他的《诸神的起源》，其实这个书名就不通——神怎么会有起源呢？有起源还是神吗？

我那时年轻气盛，不吃这套，当场就起身反驳他。我问：“那您的《语文常谈》这个书名通不通？这句话语文是主语吧？但是语文怎么能谈话呢？语文和谁谈话？还要常谈？"

这反驳令老人家没想到，当场被我噎得说不出话来，随后起身拂袖退席，举座不欢。

从此三联再也不找我开会。

后来胡乔木知道了此事，他很敬重吕，狠狠批我一顿。

而我至今认为，语言文字问题，不可不究，不究则词不达意，满眼荒谬。也不可过于拘泥文字，不可死板而深究。否则天下必无可读之书，无不错之文也。

我一直很反感马文通和吕大师等构建的模仿西方模式的语法体系。我认为那不是什么“真理”。现在的语文教学还是用这一套来规范汉语自然语言，胶柱鼓瑟，荒哉谬也！

旧事杂忆（2）

1980年春（大概是2月）我自中央财金学院（现为中央财经大学）汉语教研室，以大学教员身份调入中国社科院科研组织局。

这个调动背后是一系列破格的事件。 因为我原是1977届在黑龙江参加高考的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考分不错，但档案不行。因我在wg中有曾经问题，再加上属于老三届大龄考生，因此只能被分配上黑龙江本地的地方师范。入学不久，我与学校发生冲突，旋即主动要求退学，作为一名返城知青而回到北京。

但是，我wg时期独立从事的一系列思考和研究，在1978三中全会后的思想大解放的环境中，陆续得以在若干内部刊物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术研究》等著名报刊发表，并且我的观点受到了关注。

要知道，当时能在这些重要的报刊和“喉舌”发表私人作品，是一种神秘的、莫大的殊荣。 所以回到北京后，我非常幸运地得到一系列非同寻常的工作机会，受到一系列著名学术人士的引荐和推荐。

1978年夏季我先在北京社会科学院、《北京文学》担任过短暂的临时工作，其后被财政部特批和特聘成为中央财经学院的汉语教师（以应届肄业大学生学历当上名校教师，这当时在全中国也是唯一的特例）。

1980年初，我又得到社科院秘书长梅益的推荐，经院长办公会以及胡乔木特别批准，而调入中国社科院科研局。

旧事杂忆3

科研局是一个重要机构，当时正在重建，旧学部科研处升格为科研局，局里人并不多。但是竟然有三个局长，一正两副；三位处长，两位副处长，一个办公室主任，此外除了我还有一个福建籍的归国华侨黄先生作为工作人员。

科研局的局长鲍正鹄，是一位资深的地下中共党员，曾经当过上海和北京图书馆馆长。与乔木院长与梅益秘书长私交甚好，也是一位手不释卷、嗜书如癖、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 副局长王焕宇，还有一个安姓的女局长，两位都是资深老干部。

处长朱崇利、陈爱莲、楼静波、李xx以及办公室主任姓于，后者是一位非常活跃干练的女士。小黄在哲学处工作。 局里分配工作，让我负责建立和管理社科院的学术档案。

科研局是社科院的学术中枢机构，全院以至全国的社会科学学术信息皆在此交汇。我每天可以越级看到司局级的传阅秘密文件以及进口的多种港台和英文报刊。

我当时少年轻狂，自视甚高，目空一切。对担任此新工作毫无思想准备，德不配位。事实上我也并不喜欢这个服务性的工作，因此完全意识不到，这工作对于我是一种机遇和幸运。 所以后来在这里发生很多矛盾和事件，皆与此种不适应的心态有关。

旧事杂忆4

鲍正鹄先生其实是个很有学问的人。

鲍正鹄(1917～2004)，浙江鄞县人。中共党员。1941年后历任复旦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开罗大学东方部文学系教授，列宁格勒大学东方部文学系教授，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研究员。1959~1964年任复旦大学校党委委员、教务部副主任。1964~1969年任高教部文科教材编审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1972~1978年任北京图书馆党委常委、副馆长。 1978年2月~198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历任科研局副局长、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委员。 1981年1月~6月任巴黎第七大学客座教授。 1982年受聘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辞海》现代文学分科主编。 著有《中国近代文学史》（任主编）、《鸦片战争》，标点整理《蛾术轩箧存善本书目录》。[/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