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何新：中国现存共济会会馆旧址考述
(2012-11-14 09:25:43)
标签：
杂谈 |
何新：中国现存共济会会馆旧址考述
【共济会在明清之际进入中国】
共济会这一神秘组织早在晚明即随来华的耶稣会教士进入中国。但其在国际共济会史中有明确记录的公开活动，则始于清乾隆时代。
1759年末，即乾隆二十四年底，瑞典东印度公司卡尔王子“Prince Carl”号环球远航到达中国广东，船上的共济会成员登陆举行了庆祝集会，这是西方共济会在中国举行礼庆活动的最早记录。
根据英国共济总会Premier Grand Lodge of
England的会议记录：1768年，即乾隆三十三年，英国编号407亲善会所the Lodge of Amity No.
407在广州举行了集会，但此时尚未有共济会会所在中国建立。
鸦片战争后，随着大量涌入的外国商人和军队，共济会也在中国沿海依照通商条约开放的港口城市逐渐建立起来。在上海、宁波、天津、九江、青岛、威海，以及其后在内陆城市南京、北京、哈尔滨、成都都出现了共济会分会。
由于各国共济会实行自治式发展，这些在华的共济会会所也分别由各国共济会总会自行建立，其中包括来自英国、苏格兰、爱尔兰、德国、美国（马萨诸塞州）以及亚洲分支的菲律宾共济会。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7月18日，英国共济会授权在今辽宁营口港（牛庄Newchwang）建立名为中国北方之星The Northern Star of China 的编号2673会所。
1898年6月，北方共济会会所在牛庄保龄球俱乐部正式成立。1908年1月会所迁往建成的二层会堂。到1910年末该会所共举行154次常规集会，11次紧急集会，招募石匠学徒104人Initiated 104。其中101人升级为石匠助手Passed 101，84人晋升为石匠大师84 Raisings。
1912年由于日本对南满铁路及其周边城镇的控制以及辛亥革命的爆发，共济会集会难以进行。1933年7月北方会所总部遂移至德国势力较强的青岛。1935年位于大长山路Great Chan Shan Road的新会所大会堂奠基。1937年1月12日，共济会北方会所建成投入使用。
【厦门的英国共济会】
上图为鼓浪屿中华路5号正道院旧址，曾经深藏着厦门共济会的秘密。遗憾的是，该处旧址于1999年因城区改造而被拆除。
1878年6月，在厦门的英国共济会员筹划在鼓浪屿筹建会所。这一请求在同年12月获得伦敦总会批准，该会所的全称是“厦门爱奥尼克会所，编号1781”。建筑设计是由香港共济会员W.Danby提供，工程开始于1879年4月，完工于11月。该会规定在每月第二个星期二举行集会，首任导师是席福，首批会员29人，都是居住在厦门的外国人。
不久，爱奥尼克会所向位于伦敦的共济会总会请求扩张。这一请求于1878年11月获准，12月11日举行了仪式，新会所的全称是“厦门科林斯会所，编号1806”，规定每月第二个星期六举行集会，首任导师是Albert
Leigh，会员约31人。
1879年完工的共济会正道院（原图在《厦门：港口和会所》）
厦门共济会正道院和番仔球埔（哲夫等编著《厦门旧影》）
从哲夫等编著的《厦门旧影》（2007年）和哈佛那《厦门：港口和会所》（1978年初版）两书中的老照片，可以看出当年共济会正道院的模样。正道院建筑呈长方形，南部房间向东突出，形成L型，基地入口设在北侧，整个产业由石墙围起。建筑为两层，一层为石砌，仅开设小窗，看上去像是坚实的基座；二层南部房间设有尖券型的双柱式窗，北部房间外带尖拱券走廊，有着哥特式建筑的特征，坡屋顶四周有着栏杆式女儿墙，三角形山墙正中塑有共济会的标志。
根据共济会员的回忆：“建筑沿东西向布置，入口由东端台阶而上，建筑大约是22米长、15米宽，有着一宽敞大厅（约15米长，7.5米宽），南端有一窄长的餐室，由于申请人必须从高级监护人的左边进入房屋角落，因此正道院的‘东向’实际是在建筑的西边。委任状悬挂在导师座椅的上方，大厅南墙中央有管风琴，餐室东端有一茶水间，还有存放盛装和长袍的房间，半地下室里住着中国门房和他的家人”。正道院山墙上的共济会标志，是由共济会圣经、方矩和圆规组成，象征了共济会精神。
共济会是一准宗教组织，但并非基督教组织，其会员必须是有神论者（即必须相信超人类神灵的存在）。厦门共济会有拜火教（袄教）成员。
1941年日军占据鼓浪屿时，一位叫内藤顺太郎的日本人带兵查抄正道院，在地下暗室里发现了一个考究的棺木，里面躺着一具经过防腐处理的骷髅，那是该会的密教祭祀标志。
厦门共济会成员热衷于中国研究，其中最为著名的人物是号称英国汉学三巨星之一的瞿理斯（1845—1935），他1878年出版了《鼓浪屿简史》。1880年在厦门首次发表了《共济会在中国》，该书在西方社会流传甚广。1881年部分厦门共济会员曾请愿在厦建立共济会华中地区总会，并提名瞿理斯为总导师。
20世纪后期，随着厦门商务的衰落，外国人数也逐步减少，爱奥尼克会所于1905年正式解散，曾隶属于它的厦门分会也转归于科林斯会所，1924年以后也渐渐停止活动。1941年秋天，科林斯会所举行了日本入侵前最后一次正规会议。
太平洋战争胜利之后，一些厦门共济会员转移到香港，于1948年6月在港重组厦门科林斯会所，1978年12月11日举行了百年纪念大会。
从目前保留下来的契约来看，正道院坐落在“鼓浪屿土名兴贤宫东首地方”，北临番仔球埔，东面是大马路，南面和西面都是汇丰银行产业，这块地是由黄彬斋1878年租与席福，于1879年11月获厦防厅批准注册，并于1880年6月在英国领事馆完成注册。在爱奥尼克会所被解散后，此地产于1926年1月转到科林斯会所名下，该地契于1931年存放于汇丰银行。
1947年厦门进行外国人土地重新登记，汇丰银行获准将地契转交给了大北电报局的J. B. Norgaard（厦门共济会员），他安排手下的一位职员住进正道院看管房产；1948年离开厦门前，他将契约转交给了安达银行的Melchers（厦门共济会员）。
【天津共济会堂】
天津共济会鲜为人知，近年发现的资料见于英国人雷姆森所著《天津租界史》中的一幅插图，图片注释为“马场道上的天津共济会会所，摄于1925年”。《租界生活——一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一书中，第87页有一段话：拐入马场道，沿着条路再走一百码的距离，对面就是共济会大楼，共济会大楼的旁边就是那幢由石头修建的堡垒般的搭客饭店。
今浙江路19号的建筑一直作为商店使用，建筑外沿基本保持原貌。共济会作为一个神秘而古老的社团组织。
共济会与犹太人关系密切。天津犹太教堂坐落在和平区南京路和郑州道口，始建成于1940年。天津犹太教堂由北欧建筑师设计，是一座具有犹太教风格的教堂，原建筑屋顶立有一金属质大卫星，建筑正面顶端亦镶嵌有六芒星，现已拆除但依稀可见六芒星的痕迹；原教堂铁门上有六芒星形状围栏，正门玻璃彩窗有七烛台标志。
1937年，在天津聚居的犹太人在知名犹太活动家格尔舍维奇的带领下，开始招收筹建犹太教堂。天津保护建筑风貌研究会金彭玉说：录音：全国有两处犹太教堂，上海一处，天津一处，这是非常独特的历史遗存。犹太教堂坐落在南京路和郑州道口，非常漂亮，建成于1940年，犹太教进行宗教活动的地方，教堂是哥特风格，尖顶子的，很有特色，充分反映了欧洲教堂建筑的特点。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一度成为继上海和哈尔滨之后，当时犹太人在中国的第三大聚居城市。
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共济会开设了在广州的英格兰总会辖下谊庐第407分会。
【香港共济会】
喜欢
0
赠金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