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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拆除前的厦门共济会（正道院  哈佛那《厦门：港口和会所》）

    上图为鼓浪屿中华路5号正道院旧址，曾经深藏着厦门共济会的秘密。遗憾的是，该处旧址于1999年因城区改造而被拆除。

    1759年至1760年间瑞典商人将共济会引入广州。

    1878年6月，在厦门的英国共济会员筹划在鼓浪屿筹建会所。这一请求在同年12月获得伦敦总会批准，该会所的全称是“厦门爱奥尼克会所，编号1781”。建筑设计是由香港共济会员W.Danby提供，工程开始于1879年4月，完工于11月。

     该会规定在每月第二个星期二举行集会，首任导师是席福，首批会员29人，都是居住在厦门的外国人。

    不久，爱奥尼克会所向位于伦敦的共济会总会请求扩张。这一请求于1878年11月获准，12月11日举行了仪式，新会所的全称是“厦门科林斯会所，编号1806”，规定每月第二个星期六举行集会，首任导师是Albert Leigh，会员约31人。
    厦门共济会员又于1879年12月提议成立英国皇家共济会厦门分会，并于1885年5月16日举行了奠基仪式，隶属于爱奥尼克会所，首批会员28人，规定1月、4月、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举行集会。也就是说，在小小的厦门，英国共济会先后建立了两个会所和一个分会，规模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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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9年完工的共济会正道院（原图在《厦门：港口和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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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共济会正道院和番仔球埔（哲夫等编著《厦门旧影》）

  从哲夫等编著的《厦门旧影》（2007年）和哈佛那《厦门：港口和会所》（1978年初版）两书中的老照片，可以看出当年共济会正道院的模样。
    正道院建筑呈长方形，南部房间向东突出，形成L型，基地入口设在北侧，整个产业由石墙围起。建筑为两层，一层为石砌，仅开设小窗，看上去像是坚实的基座；二层南部房间设有尖券型的双柱式窗，北部房间外带尖拱券走廊，有着哥特式建筑的特征，坡屋顶四周有着栏杆式女儿墙，三角形山墙正中塑有共济会的标志。
    根据共济会员的回忆：“建筑沿东西向布置，入口由东端台阶而上，建筑大约是22米长、15米宽，有着一宽敞大厅（约15米长，7.5米宽），南端有一窄长的餐室，由于申请人必须从高级监护人的左边进入房屋角落，因此正道院的‘东向’实际是在建筑的西边。委任状悬挂在导师座椅的上方，大厅南墙中央有管风琴，餐室东端有一茶水间，还有存放盛装和长袍的房间，半地下室里住着中国门房和他的家人”。
    正道院山墙上的共济会标志，是由共济会圣经、方矩和圆规组成，象征了共济会精神。

     共济会是一准宗教组织，但并非基督教组织，其会员必须是有神论者（即必须相信超人类神灵的存在）。会员的宗教信仰允许多元，厦门共济会曾有两位拜火教（袄教）成员。

       1941年日军占据鼓浪屿时，一位叫内藤顺太郎的日本人带兵查抄正道院时，在地下暗室里发现了一个考究的棺木，里面躺着一具经过防腐处理的骷髅，那是该会的密教祭祀标志。

    
    厦门共济会成员热衷于中国研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英国汉学研究三巨星之一的瞿理斯（1845—1935），他1878年出版了《鼓浪屿简史》。1880年在厦门首次发表了《共济会在中国》，该书在西方社会流传甚广。1881年部分厦门共济会员曾请愿在厦建立共济会华中地区总会，并提名瞿理斯为总导师。

   进入20世纪，随着厦门商务的衰落，外国人数也逐步减少，爱奥尼克会所于1905年正式解散，曾隶属于它的厦门分会也转归于科林斯会所，1924年以后也渐渐停止活动。1941年秋天，科林斯会所在厦举行了日本入侵前最后一次正规会议。

    太平洋战争胜利之后，一些厦门共济会员转移到香港，于1948年6月在港重组厦门科林斯会所，1978年12月11日举行了百年纪念大会。

    自1980年初起，不断有会员重访鼓浪屿正道院，1996年组团10人拜访会所旧址，他们悲凉地预测破败的建筑不能久存，3年之后果被拆除。遗憾的是，有着120年历史的正道院没有留下必要的测绘记录，如今对它的追忆只能仰赖流散海外的片段信息。

    从目前保留下来的契约来看，正道院坐落在“鼓浪屿土名兴贤宫东首地方”，北临番仔球埔，东面是大马路，南面和西面都是汇丰银行产业，这块地是由黄彬斋1878年租与席福，于1879年11月获厦防厅批准注册，并于1880年6月在英国领事馆完成注册。在爱奥尼克会所被解散后，此地产于1926年1月转到科林斯会所名下，该地契于1931年存放于汇丰银行。

    1947年厦门进行外国人土地重新登记，汇丰银行获准将地契转交给了大北电报局的J. B. Norgaard（厦门共济会员），他安排手下的一位职员住进正道院看管房产；1948年离开厦门前，他将契约转交给了安达银行的Melchers（厦门共济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