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为什么必须写在大地上
蒋高明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需要方方面面的人才在带动农民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素质方面大显身手。然而，与这个呼声极不协调的是，一些科研院所和重点大学，正在把重点放在了发表高质量SCI论文上，将科学家的思维固定在SCI刊物所要求的论文框架里面。
        据笔者了解，中国科学院某研究所重新制定了创新标准，要求创新研究组必须发表影响因子2分以上的SCI文章，2分以下的不算数(不管研究方向如何)；发表了5分以上的论文自动进入B类研究组，10分以上进入A类研究组。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达到SCI论文要求, 则自动解散研究组。对于博士研究生，则要求发表2篇SCI论文(或者单篇影响因子在2分以上)，否则不能获得博士学位。上述硬性规定，使得该所博士研究生当年获得学位的比例低于20%。创新研究组为此承受了巨大的生存压力。
        我们不是一味反对科研人员撰写高质量的论文，然而，如果科学家终其一生发表那些中看不中用的SCI论文，则无疑是对国家宝贵资源的严重浪费。在中国科学院里，科学家们相互攀比的是SCI的影响因子，而对于社会上发生的事情是漠不关心的。有些“海归”，因为有发表高影响因子论文的记录，单位就给予丰厚的物质待遇，并动辄匹配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研究经费。到头来国家得到的仅是一些SCI论文的数量而已。
        然而，我们发表了这么的论文获得的回报是什么呢？尽管中国学者发表的SCI论文总数全球排第五，而国际权威奖空白；各学科前20篇有国际影响的论文中没有中国科学家的名字，前100篇论文中我国科学家的名字仅出现两次；文章被引濒次比巴西、印度都低；技术创新指数甚至落后于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上述现象与我们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
        国家实际需求的问题科学家们有没有解决呢？以笔者熟悉的生态环境领域为例，在草原上我们说不清草原造林到底合不合理？在农业上，不知道将巨大的秸秆资源如何有效地利用起来，任农民们一把火点燃了之；在城市里，说不清楚到底那些物种是适合中国城市的；在外来物种入侵火烧眉毛的时候，生态学家们依然在为“争取”国家经费和发表高水平SCI论文而奔波。
        科学的真谛在于探索事物的真理，科学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生存得更加美好。如果一些科学问题本身就有了结论，甚至写进了教科书，科学家们再花费很大的精力，将简单的问题弄复杂了，去追求脱离实际的SCI论文，就是将一个成果无限放大。照这样的模式发展下去，科学家们是用“生命”做“赌注”证明自己会写SCI。
        2003年8月，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视察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在内蒙古锡林郭勒所建立的草原定位研究站，当他看到科学家们用了大量的精力苦苦探索退化草原恢复的出路，并现场看到生态恢复效果的时候，路院长高兴地称赞植物所的科学家是“将论文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
        无独有偶，北京农学院师生也把论文写在京郊大地上。"十五"期间推广高新技术成果120项，在北京郊区的农业推广效益达到12亿元，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市级科技兴农奖项共34项次。他们还为京郊22个村镇和科技园区制定了科学发展规划，对农民进行科技培训，服务"三农"效益明显，赢得了广泛赞誉。
        中国科学家应当像袁隆平教授那样，脚踏实地，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己任，将宝贵的经费和精力投入到新农村建设等国家急需的伟大实践中去。而不是花费大量的经费将论文发表在国外的杂志上，用纳税人的金钱满足科学家个人或科研院校的“虚荣心”。国家应有计划地“解放”一批应用性很强的专业人员(如农学、环境科学、工学、医学等)，到国民经济的主战场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