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下旬的一天，我从运城乘飞机去长春，在北京转机。第一趟航班到达首都机场，我们赶到第二趟航班的登机口，时间正好差不多。过了约十几分钟，开始登机。我暗自庆幸——我有过多次航班延误的经历，知道能准点起飞实属万幸。

 上了飞机坐好，空姐检查过安全带，安全须知也聆听过了，可是就是不见起飞。等了约半个小时，还是不见起飞。客舱里骚动起来。空姐出来解释，说有位乘客的行李没有上来。大家开始议论起来，说不应该让一二百号人等一个人的行李。行李随下一趟航班不行吗？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还是不起飞。大家激动起来，质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机长出来安抚大家，说这位乘客的行李超重，按规定要交钱，可是这位乘客不肯交，正在做他的工作。

 又过了很长时间，飞机还是不起飞。机舱里群情激奋。除了一些外宾，大家都纷纷抨击这位乘客，并且谴责乘务人员处置不得力。有位加拿大籍的华人同胞拿出自己的证件，要求航班进行赔偿。

 过了一会儿，航班工作人员通知大家，因为那位不肯为行李超重而付费的乘客下了航班，大家都得下飞机，重新安检。

 大家坐着不动。工作人员要求大家配合。大家不理解，那位乘客下飞机了，为什么要大家重新安检。而且，安检的地方离飞机所处的位置，有很远的距离。这一二百人再返回去安检完，那得多长时间？

 一些乘客拿出吃的开始吃，一些乘客问空姐要水喝。我们也拿出我们带的双合成点心，分跟周围的旅伴吃。加籍的同胞拿出他的名片派给我们，我们看到他是一位小提琴家。他没有国内的手机卡，没法跟接机的亲友联系。我们把手机借给他，让他打了电话。

 在工作人员劝说下，一些人嘟嘟囔囔陆陆续续下了飞机。我和小提琴家等几位，开始跟机长理论。小提琴家说他在国外，有次托运的行李晚到了两个多小时，航空公司都给了赔偿。现在我们这么多人耽误了两个多小时，怎么赔偿。地面上过来的一个像是一个负责人之类的说，按航空法，延误四个小时以上才能赔偿，所以，延误两个多小时不可能给赔偿。我问这是谁的责任，那位负责人说是那位乘客的责任。我说，我们乘坐的是你们的飞机，应该由你们来承担责任。他坚持说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一切都是按规定办。旁边有人说，不是航空公司的责任，就是首都机场的责任。因为你们在这么多年的运营过程中，一定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为什么遇到这样简单的问题，要浪费大家这么多时间来迁就那位乘客。负责人解释说，乘客不交行李费，他自己有机票，他有权利登机，我们没有权利不让他登机。他不见他的行李上来，有权利取消他的行程，我们没有权利不让他下飞机。他下了飞机，为了排除他可能在飞机上遗留下危险物品的可能性，必须重新进行安检。总之，他们没有任何责任。他们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保障乘客的合法权利——他最后说，安全是您的最大的权利。

 费了半天口舌，没有听到任何对不起和抱歉的话。我们只好下了飞机。下了飞机才知道，是地面安检人员上飞机来给飞机安检，而不是让大家重新回到安检口去安检。

 这次速度挺快。安检完，我们重新上了飞机。有乘客拿出电话，给长春的接机人员说，这下好了，马上要起飞了。可是，空姐又告诉大家，因为这趟航班今天是第一次飞行，飞机出现了小故障，还不能起飞。

 大家无话可说了。有人问空姐要报纸和杂志看，空姐说，因为这架飞机是第一天飞行，报纸和杂志还没有配上。有人发脾气，说以后再也不坐国航的航班了，机上工作人员笑眯眯说，那是你的权力和自由。

 真是的，这会儿还谈什么权利和自由。

 小提琴手说，看国庆大阅兵，几十万人能组织得那么好，我们真的感到很骄傲。可是，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小事，我们中国人就做不好呢？要不说人家西方谴责我们国内没有人权。

 这是个我们不喜欢的话题。于是，我告诉他说，这就是你们的责任了。像你们这么素质高的人，都加入外国国籍了，去给外国人打工了，我们国内的事情，当然很难做好了，你们也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他笑了。

 我们是消费者，我们要消费手机，消费话费，消费煤气暖气，消费水电，消费粮食蔬菜……要看病，要受教育，要旅游，要出行……我们是被人们盯住钱袋子的“上帝”。可是，“上帝”常常很无助。有时候，还能听到一句“对不起”，还能给一个“满意”“不满意”的评价，可很多时候，根本没有一个要回权利的机会。

 我们也有很多被购买服务和产品的机会。我们的上帝，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气急败坏和无可奈何的经历呢？

 其实，我们何尝不知道，向工作人员发脾气没有什么作用。规则不改，流程不改，发生过的不好的事情，会继续发生。

 你可以选择不坐国航的班机，你可以选择不去首都机场吗？

 你没有选择。你只有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