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一袋棉籽从房子里拖出来。过几天就是清明，到种棉花的时候了，她要把这些棉籽挑拣挑拣，再用热水浸泡浸泡。这些活儿每年都是她来做，男人和孩子们是懒得做这些活儿的。这会儿，男人许是去问那种棉的机子去了，看什么时候能轮到给他们家种。儿子呢，儿子骑了摩托，去县城买覆盖棉苗的塑料薄膜。儿媳呢，早饭吃了没两口，就回房间没有再出来。依稀地，她听到过几声干呕。她掐算掐算儿子结婚的日子，心里喜滋滋的。现在的孩子，娇贵啊，让她多歇歇吧。她一个人在院子里精心地伺弄着棉籽，这就是他们家一年的生计，也是她心里头热腾腾的念想啊。如果今年年景好的话，一亩地收入一千六七不成问题，他们今年种三十亩，可以收入四五万块钱，加上去年攒的，就够盖房子了。她想好了，也和孩子他爸商量好了，房子盖起了，就把家给孩子交了，让他们去当家。年龄不饶人，她觉得自己的身体一下子不如往年了，可能真到了不能再出重力的光景了。

    就在她把又一袋棉籽拖到院心的时候，她突然觉得左肋那里一阵刺痛。她捂住疼的地方坐下来，休息了一会儿。她没有声张，心想，可能是劲儿没有用好，岔气了，过会儿就好。过了会儿，好像是疼得慢了，她继续像伺弄小鸡雏一样伺弄她的棉籽。现在真是什么都比以前好哇，以前，孩子们小，干不了活儿，男人扶犁，她手溜籽儿，一天下来跑得四皮慌汗腰酸腿疼的，也就种个七八亩棉花。现在用这种小播种机，看起来不起眼，三十亩地一天全种完，连塑料薄膜也是一茬子过去就盖好了，多省事！她想，照这样种庄稼，她也还能干上好些年呢。

    就这样干一会儿，歇一会儿，她不仅翻腾完了棉籽，还做好了一家人的午饭。不过，她没有吃午饭，而是到炕上去睡。这一睡，就睡到了半夜。她是在半夜里疼醒的，她睁开眼，拉着灯，把男人推醒，让男人找来一条围巾，把自己使劲儿拦腰一扎，这样似乎是疼得慢了。男人嘟囔着，埋怨她不小心，干那么个活儿，也能岔了气？明天还要种棉花，她这样折腾人，真是不受屈。

    第二天，播种机确实有时间给他们种，可是她却去不了地里。她满怀歉疚地帮他们把工具收拾好，又给一个人打了两个荷包蛋，把他们送出了门。日头还是那么好，远远地从村外传来布谷响亮的叫声。她一步一步朝村外挪去，走一会儿，就在路边歇会儿。这样不知道歇了几次，她就到了他们的地头。她坐在路边，使劲儿招呼孩子们把播种机种不到的地方，用镢头种好。来来往往的人看到她坐在那里，很诧异地问，怎么，媳妇娶进了门儿，坐着当佘太君了？她笑着答应着，竟也是满心的欢喜。

    到了夜里，又是一阵一阵的疼。疼得睡不着，她就跟男人说话儿，不说别的，算帐。算盖房子买砖得多少钱，买水泥得多少钱，买铝合金得多少钱，买钢筋得多少钱，匠人的工钱得多少钱……什么都贵了，要是前两年盖多好呀。可是前两年儿子定亲、娶亲、买家具，花了一铺塌，拿什么盖呢。还是要赶紧盖，不然说不定物价还要涨。说到末了，她对男人说，我现在真想吃串糖葫芦。男人也少有地温存，笑着说，这么一大把年纪，快当奶奶了，倒嘴馋起来！那过两年还不和孙子争零嘴儿吃！真要想吃，趁现在没有人跟你争，明天我到县城给你去买！于是，接下来，他们开始猜想儿媳肚子里怀的，是孙子还是孙女儿。最好是龙凤胎，她不怕累，反正是拉扯，要大一起大。可是这种可能性毕竟是太小了，她愉快地叹了一口气。

    第二天，男人真去了县城，中午回来，买了化肥，买了农药，甚至还买了一块排骨——男人也知道儿媳妇可能害喜了，可是，男人就是忘了买她想吃的糖葫芦！她没有说什么，这么多年，她很少给男人要过什么，男人当然想不起给她买东西了。

傍晚，她疼得上不了炕，男人这才慌了，开上蹦蹦车，把她送到县医院。这样那样的检查做了好多，也不知道医生给男人说些什么，男人对儿子说，你照护你妈输液，我回去拾掇拾掇。她问男人，还要住院吗？住院可要花不少钱呢，咱们把液拿回去输！

    男人含含糊糊没有说出个样子，匆匆走了。出嫁了的女儿来了，问她想吃什么，她说，想吃糖葫芦。女儿上街去买，过了好一会儿回来，说，太晚了，找不到卖糖葫芦的。女儿又出去了，大约是去买卫生纸之类的生活用品。儿子坐在她的床边，呆呆地盯着液瓶子，问，妈，你觉得好些没有？好些了，好些了。她这样说，却突然感到想吐，想拉，她想喊儿子扶她下床，嘴张开了，可是没有发出一丝儿声音。

    三天后是清明，也是她出殡的日子。似乎是一夜间，满目的绿长起来了，笼罩了整个村庄，树叶子在风中哗啦啦地响。雪白的纸幡中，她灵桌上的那一串串糖葫芦是那么鲜红，那么耀眼。女儿哭哑了声音，只是喃喃着，我妈只不过想吃一串糖葫芦，都没有吃上。男人似乎是傻了，跟在送葬的队伍后面，东瞅瞅，西瞅瞅，见人就问，有糖葫芦卖吗？

    那红红的糖葫芦哟，把一村人的眼睛都耀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