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让我想到王国维的死

文/马庆云

托崔瑜琢老师的鸿福，在金棕榈石家庄影城看了一场免费的电影，《艺术家》；金棕榈还送了我两套写真免单券。看别人的，拿别人的，自然嘴短；我问崔爷，是否需要写一点什么？崔爷说，发条微博即可。我一般很少评点外国电影，大抵是因为文化环境的略有不同，造成我容易主观臆断国外电影所表达的真实意图，极致误解了电影内涵。基于此，看完《艺术家》之后，我只在微博上发了一条消息，感谢金棕榈，感谢崔瑜琢，感谢《艺术家》。

《艺术家》这部电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默片时代的著名演员，在有声电影到来之后，一蹶不振，最终靠后辈提携又重新走上荧屏。故事其实很简单，该片的导演用高度形式主义的“默片”来讲述了这个跟曾经的“默片的最后时代”有关的事情。在3D等高科技观影技术都已经泛滥的年代里边，让观众安下心来看一场演员不发出声音的电影，其实，是强人所难。我没有看过默片，所以对这部电影所传达的内容，没有太多情感上的倾斜。但抛开默片内容，而进入该部电影的精神内核，我又觉得，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还是有一点是相通的。

1927年6月2日，曾给溥仪皇帝上课的王国维先生，跟朋友借了几块钱，雇人力车，到了北京颐和园，自沉，死了。没有读过王国维的读家，可以自去找找他的书，尤以《人间词话》最为漂亮。

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言中写道：“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像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像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一人一事。”

陈寅恪先生的这段话，与电影《艺术家》就相通了。读我文章的，可能还有一些青年孩子，对古文或许不大懂了，我间断与简短地翻译一下，就是，“王国维先生深深地陷入一种中国传统的古文文化当中，但这种文化形式衰落了，他陷入这种文化越深，受到的伤害越深，最后，也就只能自杀了，而这种自杀，是一种通性的成仁，不能看做具体的谁死了”。

电影《艺术家》中，男一号在默片时代沉沦的时候，也陷入到了一种“苦痛”当中去了——因为他深深地陷入到了默片的文化氛围当中了。拿中国的“王国维先生的自杀”来看外国的电影《艺术家》，就一目了然了。

但与“王国维先生的自杀”不同的事情，是《艺术家》的男一号在女一号的帮助下，重新振作了起来。我便觉得不好了，在我看来，唯独是死了，才是好的，我见不得大团圆。这可能也是西方的艺术作品更乐观一些的缘由吧。我读王国维先生评点《红楼梦》的专著的时候，读不到半点这一样的乐观。可能是我们错了，人就应该在一种文化形式没落之后，迅速地站起来，在新的文化形式中继续奋斗。

我们这代人，还没有经历更新的文化形式，所以，难免对《艺术家》没有太多的亲身感受。在上个百年，新文与古文正值交替的时候，古文家们未尝不是片中的这个“艺术家”。可是，我便又生出问题来，在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处于旧文化上的人，是应该死呢，还是活？

这个问题便深奥了，但看完《艺术家》之后，不妨思考一下。我其实很怕一种新的文化形式的到来。估计大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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