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壶》：男童视角的《城南旧事》

马庆云/文

2001年辞世的台湾作家林海音的代表作首推她的《城南旧事》，这部短篇小说经过导演的制作，终于成为一部以女童视角来观看社会现实的著名电影。对《城南旧事》的探究，也是女性文化研究的一个很好途径，在这方面做功课的理论者不在少数，而这一研究的最大倾向便是对女童视角的审视与解读，小说（电影）中透露出的苍凉窒息的气氛，也正是女童的内心世界。我一直遗憾于我们大陆作家没有与林海音老太太的《城南旧事》相对应的优秀的男童视角的作品，不过，在看到贾箖导演的《茶壶》后，我觉出了此中两相比较的文化价值来。

不惑之年的贾箖，自编自导了一个叫做《茶壶》的故事。它的内容其实很简单，讲述一个男童奉命去借茶壶，不小心打碎茶壶，自己不敢跟家里说，通过各种赚钱途径买茶壶还上的故事。编剧兼导演的贾箖，把这个故事的叙述视角定格在男童的世界里——其实，包括导演在内，所有观众都知道一个明确的道理，所谓的男童视角，不过是我们成人拟身份的男童视角罢了。这种身份，不能说我们是伪的，只能定性为拟，力图通过这种“拟”的合理性来完成对整个作品的视角观照。

《茶壶》，有两个看点。其一，便是拟男童视角下的现实社会。其二，便是拟男童视角本身与女童视角的区别。在这种孩童视角的叙述背景下，贾箖要超过甚至齐平老太太林海音，都是很困难的，正因为这种困难，《茶壶》才有了它在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席之地。《茶壶》无论从创作还是拍摄，都有一座横出来的大山，那便是《城南旧事》。

贾箖导演首先是个编剧，然后是个男性编剧，这便成为他齐平或者说想要齐平《城南旧事》的先天优势。林海音在《城南旧事》中是以一个女孩的视角来“探望”这个社会的，如果《茶壶》还是依旧沿着这个视角去“探望”，只会画虎不成反类犬，换个视角，是贾箖的聪明，也是编剧自身的性别优势所导致的。

艺术作品，最忌讳的便是抄袭或者雷同，在这一点上，编剧贾箖走了一步优秀的险棋——他不仅仅换了视角，而且与女性视角形成相互的对照，显现出男童视角的独特来，并且因为这种显现，而弥补了中国叙述电影视角的一个空白。弥补空白，或者在曾经的成绩上走得更远或者更深，才是中国电影要想实现自身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

编剧贾箖的男童视角中有几个关键词：诚实与谎言、顺从与逆反、沉重与乐观、需求与满足。做电影评论的同学大可找出《城南旧事》里面的关键词来比对，男童视角和女童视角的区别自现，当然，这不是本文的议题了。

所谓的诚实与谎言，应该是本文最吸引观众的地方。每个人，或者更具体地说，每个男人，小时候都有过非恶意的撒谎的经历，而这种谎言又直接考验诚实，并战胜诚实，战胜诚实的力量源于男性自身的“承担意识”，这是与女性所不同的地方。《茶壶》中，男孩在借回茶壶的路上，把茶壶打碎了，然后跟母亲说没有借到，这本身就是一种撒谎，但在后面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撒谎以后的“承担意识”——男童赚钱去买壶还上。这是一种纠结，然后成为吸引观众的地方。男人，要回味你的童年，请去看《茶壶》；女人，要读懂你的男人，也请去看《茶壶》。

这便也使我想起小时候的事情来。几岁的时候，还没有上学，跟母亲在邻居家玩儿，临走的时候我悄悄地把人家的一根针拿走了——那是一根不多见的长针，我直到现在依旧没有再见过。母亲后来看到了，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是人家送的。母亲不信，刨根问底。我终于招供了。母亲让我把针送回去。我便内心纠结起来，但最终还是把针还了回去。母亲是不记得了，但这些却印入了我的童年，这便是男童的世界。《茶壶》和我的这个童年故事是一个路子，这是一种对童年的思维回忆，站在纠结上的光影甚至是零散的片段。《茶壶》，就是要让你再记起那个童年。

《茶壶》这道菜的主料就找到了。当然，为了完成与簇拥这个主料，编剧贾箖把故事设定在河北省张家口的坝上一带，那是个偏远与贫困的地方，我有幸也到过那里。从背景图画，到背景人物，到背景音乐，甚至到故事上的赛羊会，都是坝上的风光与苍凉。因为贫困，所以打碎壶不是小事。因为偏远，所以有更多的淳朴与淳朴之外的小家子气。这些都是作为辅料的花椒、大料和太太乐鸡精（注意，要想做菜不口干，必须要用鸡精，而且是太太乐的），没有它们，这盘菜不能成为一盘菜，故事不能成为一个故事。主与辅之间，相互照应。有观众便也就在电影中看出坝上农民的贫困来，然后落泪，辅料也便有了成绩。就像吃重庆辣子鸡，对童年的回忆与怅惋是鸡，那贫困就是辣子。

不能不说，编剧贾箖，在这部电影主料与辅料之间的调配上，做了很好的搭配。全文通篇看来，我是要给贾箖同志捧臭脚了。既然把脚捧了，我也便顺便说个“臭”出来——贾箖导演在“对童年的回忆与怅惋”这个主料上用的火候还尚显不足。如果是我，会让这个童年的男孩最后成年，怅惋一句当年，一秒钟的镜头，让观众沉静着走出影院。这是刘震云老哥惯用的伎俩，君不见《手机》中的“牛三斤，你还回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