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获得“生之凯旋”的“婴儿文人”一般均沉郁顿挫。沉郁，是感情的悲慨壮大深厚；顿挫，是感情表达的波澜起伏、反复低回。他们一生都在实现着苏格拉底所说的那句话，“我宁愿照我的样式说话而死，也不照他们的样式说话而生” ，那时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无奈，那时一种大义凛然偏遭奸佞谗陷的呼号。生之凯旋的天之娇子，做了被捆上十字架的先知，谁还能禁止他们在烈火中寻找与屈子汨罗的永生？

　　 在一切德行之上的是：永远努力向上，与自己搏斗，永远不满足地追求更伟大的纯洁、智慧、善和爱的德行”（歌德），这是生之凯旋的文人的“可与日月争辉”的道德情操，他们“哀民生之多艰”，他们“上下而求索”，无所不至的人生哲学，叫这群婴儿趴在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莲上吃奶。一个文人，如果不能诚实地写作，不能恪守内心自由的原则而仰仗神圣的他者，那无论他如何标榜崇高，最终仍将脱不掉卑贱。每个时代都会哺育出几个纯洁、智慧、善和爱的文人，因为社会需要他们作为向前发展的动力，然后——把他们的先知送上十字架。用摩罗的话说，“中国社会对优秀人物怀着本能的仇恨和恐惧”。然后是一个又一个屈子的涌现，一个又一个屈子的死去。

　　　 “他们永远遇不到老布肖那样的老师、要塞司令那样的办案人、少校典狱长那样的官员、特鲁别兹卡夫那样的家属、马车夫那样的老百姓。”（《巨人何以成为巨人》）所以中国文化中涌现出来的屈子都要自沉汨罗——无休的精神迫害，无穷的精神凌辱，无限的感情折磨，这就是一个文化英雄的境遇和结局。我们有产生屈子的文化传统，同时我们更有一种近似绞肉机一样的毁灭屈子的文化传统，一个“屈子”只要受到权利的敌视或迫害，几乎马上就要从社会结构和伦理关系中开除出去，谁也不敢拜访你，谁也不敢跟你打招呼、跟你握手、跟你聊天，谁也不敢给你写信，谁也不敢喊你为老师为同学为父亲为叔父……中国人文化心理中缺少敢于站出来的勇气，所以他们手刃了自己的民族英雄。面对这种无奈的现实，鲁迅先生也曾感慨到，“我没敢说出全部的真话，因为我还要在这个社会中居住”。在这种情感的孤独中，他们想到屈原，想到一种同病相怜的无奈，屈子的思想在这种意识中得到传承。但，我们难道不应该在这种传承中看到我们自身的劣根吗？如果要为“屈子”赎罪，那请“我”第一个站出来！

　　　 这些个屈子们苦吟着司马迁的那句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那是他们的精神动力，或许是一种茫然而不知所措中的精神动力。但是仅仅懂得苦难还是不够的——苦难并不含有与苦难相抗争的因子。只有我们的所有民众（包括屈子们）从苦难中生起耻辱感时，才是对苦难的反思，才有可能起来反抗苦难，才使得苦难无法把热闹吃掉，并且才可能使人得到超越与升华。这就是中国文化传承中的症结所在！

　　 没有伟人的民族是悲哀的，有伟人而不懂得珍惜的民族更是悲哀。我们传统文化中安分守己，明哲保身的思想，叫我们手刃了多少位屈原一样的济世之才？不妨从民众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正是我们对纯洁、智慧的残害，才使得纯洁与智慧不能成为全民族的，才使得屈子一样的文人倍加珍贵，也才使得屈子一样的思想只能靠几个屈子来相互慰藉，星星之火一样地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