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转载]人格研究中的“能动”与“共生”及其关系
(2017-01-18 08: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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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分类： 学术研究 |
摘 要
个体差异是人格研究的核心关切，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体现在哪里，或者说我们可以从哪些基本维度来描述这种差异，则是人格的分类系统（taxonomy）所要解决的问题。分类系统是一种能够将数量繁多的现象系统地划分为有序类别的工具，它能提供用于整合大量实证研究的标准科学的术语体系。在人格研究中，最为著名的分类系统即五因素模型，它可以有效地描绘个体特质，但却缺乏对于特质以外的诸如能力、价值观等个体特征的包含。
能动（Agency）与共生（Communion）是另一种与五因素模型“分庭抗礼”的人格分类系统。一些学者认为它更具适用性，能够对特质、动机、价值观等不同的人格领域进行有效划分。不过，广泛的适用性也伴随着代价，由于研究者对概念界定的不同以及二者所结合领域本身的属性有别，在一些研究中能动与共生之间出现了不同的关系。具体而言，在特质领域中，两者的正交关系受到了较多的支持；在动机领域中，两者的关系存在着对立与不完全对立的分歧；在价值观领域中，两者的关系存在着对立与正交的分歧。能动与共生之间的关系是其理论及应用价值的基础，因而，要推动这一分类系统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必须明晰其相互关系。基于此，本文首先对能动与共生的概念及测量进行介绍，随后以能动与共生同特质、动机、价值观三大人格领域的结合为主线，梳理在不同领域中这两者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并试图阐明研究结果存在分歧的可能原因，以期为今后进一步的探索提供启示。
一、能动与共生的概念及测量
能动与共生的概念最早由Bakan引入心理学。他将这两者视为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形式，且认为它们具有深刻的进化意涵。在其理论中，能动是有机体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生存形式，这种属性通过持有权力、控制等方式表现出来。共生则是个体融入更为庞大的有机体之中，并使自身作为其部分存在的生存形式，这种属性通过与他人的联合、交流与合作表现出来。实际上，关于communion一词的翻译，国内并未形成统一的意见，已有的译法如：亲和性、交流性、社交性等。Communion源自拉丁语中的communio，意为友谊、共同参与和分享，在基督教语境中指教徒之间以及教徒与耶稣基督之间的紧密联结，也指参与“圣礼”。结合Bakan的定义，我们认为将其译作“共生（相依生存）”更加合适：一是接近原意；二是区别于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免去冗杂之意；三是较好地体现了其进化的意味。Bakan认为能动与共生之间的平衡是适应性的，两种属性之间应相互调节。一旦个体过分地专注于其中一者，而完全忽视另一者，则极端的能动（unmitigated
agency）——关注自身而完全忽视他人，常与自恋、马基雅维利主义相联系；或极端的共生（unmitigated
communion）——过度卷入他人的问题而完全忽视自身的需求，就会产生并对个体的生存造成威胁。
鉴于能动与共生两种生存形式根植于人类社会，学者们在众多不同的领域中都提出了具有类似含义的两分框架。例如，Hogan在其社会分析（social-analysis）理论当中称能动与共生分别为超越他人（get-ahead）和与人相处（get-alone）。在他看来，人类具有生活在有地位等级差异的社会团体中的生物学倾向。群体生活（即与人相处）的方式使我们的祖先享受到合作的益处，而拥有地位（即超越他人）则允许个体获得更丰富的食物与配偶选择权，这两者均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追求。表1中呈现了部分其他学者提出的类似框架。可见，这些具有相似内涵的二分分类方法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方各面，显示出其独特的社会意涵。甚至传统儒家思想中提升自身能力（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与融入更大的集体中（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也被Wiggins认为和能动与共生概念存在着联系。
由于Bakan认为能动与共生是分属于男性、女性的特征，研究社会性别角色的学者率先注意到这两个概念的价值，并构建出了一系列相应的测量工具。Bem性别角色量表（BSRI）以及扩展版个人特征问卷（EPAQ）被普遍认为是测量个体能动与共生属性的有效工具。在这些量表当中，男性化（Masculine）对应着能动属性的测量，女性化（Feminine）对应着共生属性的测量。BSRI与EPAQ是对于个体两种属性的综合考察，不过由于能动与共生结合的领域非常广泛，一种逐渐流行的趋势是根据其所结合的领域编制相应的测量工具。
二、特质领域中的能动、共生维度
（一）能动与共生特质的来源及界定
能动与共生概念以其深刻的进化与社会意涵，逐渐为特质领域的研究者们所接受，并被用于解决一些特质领域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比如确定特质空间（trait space）中基本维度的数量。在众多确定特质基本维度的努力中，最具影响力的成果即五因素模型。但随着五因素模型的快速发展，研究者们也提出了一些质疑，其中一种关注这一模型当中各因素之间存在的微弱直至中等程度的相关。在此现象的基础上，Digman对若干五因素模型的相关研究数据再次进行了因子分析，发现五因素背后存在两个高阶的正交因子（α，β），并且五因素在这两个高阶因子上的负载存在跨研究、跨文化的一致性。在Digman看来，α因子意为个体融入社会，接受社会化的过程，对应着共生概念；而β因子则意为个体的自我成长与实现，对应着能动概念。
人际环状模型（IPC）结合了人际特质与环状模型，构成了人际特质的一个分类系统。它展现了能动、共生维度在特质领域的另一重要应用。人际特质关注社会交际当中个体的一般行为倾向性，而环状模型则是一种变量按圆周顺序排列的系统。在环状模型所处的两维变量空间中，定义这一空间的两个维度被视为是空间中变量的笛卡尔坐标系，其中所有的变量都可以使用它们在坐标轴上的投影来表示。Wiggins考察了大量心理学以及其他社会文化领域中与之具有相似含义的成对概念，提出能动与共生这一对“元概念”以其广泛的包容性、社会内涵的深刻性最适合作为定义人际特质空间的坐标轴。具体来说，能动概念对应IPC中的支配/抱负，共生概念对应热情/随和。相应地，缺乏能动对应懒惰/顺从，缺乏共生则对应冷漠/好斗。另外，将能动、共生两维度作为主轴，还可以使研究者更加清晰地理解人际特质空间中变量的内涵。例如IPC中的计较/自负特质，就可以被视为高能动与低共生的结合（A
，C−），其内涵是以损害与他人的关系为代价，获取成就与地位；而谦逊/朴实（A−，C
）则可以被理解为专注于与他人保持良好的社会关系，而缺乏对自身的关注。
（二）能动与共生特质之间的关系
作为定义变量空间的轴线，能动与共生之间的关系是正交的。这一关系主要源于在定义时，Wiggins强调能动概念中权力与控制的含义。权力的结果既可以是分离性的掠夺与冲突，也可以是共生性的施加保护。近来亦有学者指出，权力既可以促进也可以抑制亲社会行为的表达。在组织管理中，高权力者既可以利用权力谋私，也可以运用权力服务组织的整体利益。因此在Wiggins看来，能动与共生之间相对独立。从理论建构的角度来看，假设能动与共生的正交关系，意味着两种属性的所有组合都是可能的，即个体在拥有高或低的能动特质时，也可以同时拥有高或低的共生特质，两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对立。
能动与共生特质的正交关系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有研究者对被试同时施测EPAQ以及测量人际特质的人际形容词量表大五修订版（IASR-B5），发现能动特质确实与支配/抱负轴相符，而共生特质亦确实与热情/随和轴相符。Rauthmann和Kolar也发现，两者在IASR-B5以及其他的能动与共生特质测量工具中的相关不显著，总体上支持了两者的正交关系。另外，Strus，Cieciuch和Rowiński还建构出了以“大二”因子为坐标轴的，更具一般意义的人格特质环状模型，为能动与共生在特质领域中的正交关系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支撑。
三、动机领域中的能动、共生维度
（一）能动与共生动机的来源及界定
动机是个体对一类涵盖广泛且能唤起强烈情绪体验的刺激的持久偏好。自Murray提出其需要理论以来，确定基本动机的类型已成为了动机领域的核心问题。McClelland提出基本的社会性动机包括权力（power）、成就（achievement）、联结（affiliation）以及亲密（intimacy）动机。McAdams则支持基本的社会性动机包括权力与亲密动机。Ryan和Deci在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中提出了与内部动机相联系的3种基本需要，即胜任（competent）、自主（autonomous）以及关系（relatedness），这3种需要是内部动机的基础。
为整合各种类似而又不完全一致的动机理论，有学者提出权力与成就动机以及胜任与自主需要应被归为更抽象的能动动机，而亲密与联结动机以及关系需要应被归为更抽象的共生动机。其中，能动动机主要指个体追求超越他人的成就与地位、支配与影响他人以及强调自己与他人区别的动机；而共生动机则主要指个体追求照料养护他人、与他人合作分享以及与他人产生联系的动机。这一整合思路不仅囊括了前述的几种基本的社会性动机，还反映了Bakan和其他学者对能动与共生概念的定义，使得动机分类的形式更加简明，内涵更加深刻。
（二）能动与共生动机之间的关系
尽管将社会性动机组织进两维的能动、共生框架中符合简效原则，但这也为两类动机的内部结构赋予了复杂性。内部结构的复杂性导致在定义这两类动机时，不同学者往往强调能动与共生内涵中的不同成分，而这也直接引起了学者们在两者关系问题上的分歧。
主张对立关系的研究者强调能动概念中追求独立以及与他人分离的含义，这与追求联合、团结的共生存在着矛盾。另外，能动与共生动机在带来益处的同时也伴随着相应的代价：能动动机会使个体追求有风险的目标，容易被他人认为是极端的或具有攻击性的，并且会诱发不合理的嫉妒情绪；共生动机会使个体重视在人际关系中关怀与保护他人，但他人可能无法给予相应的回报。付出代价是资源消耗的过程，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个体难以调和两类追求。
能动与共生动机的对立关系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在关注伴侣间亲密关系的研究中，有研究者发现以“与伴侣分离”为核心的能动动机，与伴侣间的冲突以及较低的关系满意度呈正相关，而共生动机则与稳定的伴侣关系及更高的关系满意度呈正相关。还有研究者提出将能动与共生动机的外延扩展为与个体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分离与融合。Gebauer等人在关于能动、共生动机与宗教信仰的相关研究中发现，能动动机强的个体追求与其周遭文化的背离，因而在重视宗教信仰的文化中，这类人更少地参与宗教活动；反之，共生动机强的个体追求与其周遭文化的融合，因而在重视宗教信仰的文化中，这类人更多地参与宗教活动。在生理层面，有研究发现睾酮素（testosterone）有提升个体能动动机与压抑共生动机的效用，拥有较高水平睾酮素的男性会表现出更强烈的能动动机以及更弱的共生动机。与之对应的，亦有研究发现催产素（oxytocin）可以诱发个体的共生动机。
然而，有学者并不认同能动与共生动机的完全对立。在他们看来，追求自身的利益与关注他人的利益之间不存在必然矛盾。虽然常人在生活中往往存在着两类动机的冲突，但动机的整合却是有可能的，并且这种整合是形成适应性人格的必要条件。显然，在这种立场下，研究者主要强调能动概念中追求自身益处、掌控社会资源的内涵。一方面，较多地关注自身的益处会阻碍对于他人福祉的关注。另一方面，掌控社会资源也可以作为达成共生目的的前提。
能动与共生动机的不完全对立关系也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在道德人格的研究中，有研究者发现相较于常人或其他类型的公众人物，道德模范在其个人记叙中更多地表现出能动动机与共生动机的层级整合（hierarchical
integration）。具体而言，道德模范在叙说生活故事时，能动与共生动机往往在同一情境或生活目标中以工具性或终极性的方式联合呈现，如“争取权利（工具性的能动动机）……为了女性的解放（终极性的共生动机）”。从社会文化的层面来看，陆洛和杨国枢指出，虽然西方文化背景下“个人取向的自我实现”与华人社会当中“社会取向的自我实现”之间存在着对立，但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在交融文化的影响下，可能会发展出多元的自我实现取向，也即实现能动与共生的整合。在其实证研究中，陆洛与杨国枢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发现，台湾大学生群体对于自我实现的定义包含了“完全做自己”、“以成就回馈家庭”、“自我安适，兼善天下”三类范畴，反映出了两种取向自我实现的并存与融合，支持了能动与共生动机虽然存在对立，但这种对立又并不绝对的关系。
四、价值观领域中的能动、共生维度
（一）能动与共生价值观的来源及界定
价值观是一种追寻期许结果的信念，这种信念具有跨情境的一致性且能指引人们选择与评价具体的行为或事件。一般而言，个体对于不同价值观的重视程度存在差异。Trapnell和Paulhus在对过往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价值观实证研究再次进行分析后发现，这些使用不同价值观测量工具的研究在因子分析或高阶因子分析中总能得到两个解释较多变异的因子，并且这两个因子依照内容可以分别被辨认为能动与共生价值类型。Trapnell和Paulhus还认为，即使是该领域中颇具影响的价值观环状模型也实质性地涵盖了这两个维度。
Schwartz建构的价值观环状模型包含10类具有文化普适性的基本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按照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在环形中依次排列，距离相近者兼容（可同时持有），而距离越远则越不兼容（不可同时持有）。定义此环状模型的其中一条双极坐标轴是自我增益－自我超越轴，它在含义上与能动、共生维度相对应。其中，能动价值类型（自我增益）包含了成就、权力与享乐价值观，意为个体重视自身的利益与社会地位；而共生价值类型（自我超越）则包含了普世与仁爱价值观，意为个体超越自己，关注他人甚至是全人类福祉。
（二）能动与共生价值观之间的关系
在探讨能动与共生价值观的关系时，一些学者强调能动概念中自我增益的含义，认为两者之间相互阻碍；另一些则强调能动概念中权力与控制的含义，认为两者之间互不影响。
在价值观环状模型中，能动与共生二者处于一种非此即彼的对抗状态。这首先源于其能动概念包含了自利以及获得超越他人的成就的部分。Schwartz认为，接受他我之间的平等地位势必阻碍个体将超越他人作为生活与行事的指导原则。其次，传统的价值观研究者强调价值观的相对重要性，重视一种价值观往往使得其他价值观的重要性下降。
能动与共生价值观的对立关系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Hansla，Gärling和Biel考察了价值指向与对环境保护政策的态度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随着环保政策造成个人利益损失的增长，持有自我增益价值观的个体将会由支持转为不支持甚至反对这些政策，而持有自我超越价值观的个体由于更多地关注生态与他人，因而较少改变其支持的态度。另外，还有研究者发现，通过物质激励的方式鼓励人们做出保护环境的行为（赋予该行为以能动价值），反而会抑制个体在未来做出以自我超越价值观为基础的环保行为。
价值观环状模型关注普适的人类价值观，但如果把焦点放在与能动、共生维度相关的价值观上，减少对能动概念中自利含义的强调，则或许能以正交的能动、共生轴来定义价值观空间，并符合能动与共生在特质领域的正交传统。基于此，Trapnell和Paulhus设计出了以两者正交关系为基础的能动与共生价值观量表（ACV），并在实际的施测中发现两者仅有微弱的相关。他们还提出，这种正交的建构并不是对Schwartz的直接反对，而是一种使用更加精简的方式来解释各种价值观之间的相关以及定义价值观空间的尝试。能动与共生价值观的正交关系允许研究者单独考察其中一者，而免受另一者的干扰。甚至可以将两者同时放在回归方程中作为预测变量，考察其交互作用对于结果变量的影响。
能动与共生价值观的正交关系也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Trapnell和Paulhus发现，对过往研究中基于价值观环状模型构建的价值观量表进行主成分分析（最大方差旋转），能够清晰地抽取两个分别对应于能动与共生，并解释大部分变异的因子。有研究者在荷兰样本中也发现了类似的两因子价值观结构。另外，Abele使用ACV测量了这两种类型的价值观，发现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它们之间的相关较弱或不显著，进一步佐证了两类价值观的正交关系。
五、关系分歧的缘由
至此，本文梳理了特质、动机、价值观领域中能动与共生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可以看到，在不同的研究中，能动与共生的关系不仅会随着所结合领域的不同而不同，且在同一领域内部也存在着不一致。对于能动与共生之间的关系，同一领域当中出现的结果分歧与不同研究者对于能动概念的定义不一致有关；不同领域之间出现的结果分歧则与各人格领域独特的属性以及领域间的相互作用有关。
（一）对能动概念定义的不一致
研究者在将能动与共生概念引入各自领域中时对两者定义的不同——特别是对于“能动”概念内部不同成分的强调，直接导致了不同研究者对它们在同一领域当中是何关系的看法出现分歧。而定义不一致的前提在于，能动概念的内涵相较共生概念更为复杂。
Bakan最初对能动概念的定义是“通过权力、控制等方式以获得独立的状态”，这就赋予了能动概念“目的性”的独立状态含义与其他“工具性”的如权力、控制的含义，使得其内涵较为丰富。共生概念的定义是“通过联合、合作与亲密等方式融入更大的集体当中”，相较而言，工具与目的上的连贯使得其内涵较为统一。这种内涵一致性的差异可以借由两者之间的密度差异反映出来。Bruckmüller与Abele采用密度假说（The Density
Hypothesi ）的观点，考察了能动与共生特质词汇团在紧密程度上的差异，结果表明：能动概念的密度较共生概念低，说明其相关词汇在特质空间中较为分散，内涵更为复杂。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在关于特质形容词的能动、共生属性评定中，不同国家的被试对于特质词共生属性评定的一致性要显著高于对其能动属性评定的一致性。
Wiggins指出，能动与共生之间的关系分歧正是源于能动概念中存在着不同的成分。在他看来，能动的其中一部分与权力联系紧密，意为对于自我或外界的掌控，与共生呈正交关系；能动的另一部分强调个体的独立性，意为与他人分离，与共生呈对立关系。Frimer等人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即不同的学者在概念界定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解释体系——心理距离体系（psychological
distance scheme）与利益寻求体系（promoting interests scheme）。心理距离体系涵盖了能动与共生概念中关于分离与聚合的内容，能动意为增加与他人的心理距离，而共生意为减少与他人的心理距离，能动与共生在此含义下呈对立关系。利益寻求体系则涵盖了能动与共生概念中关于自我增益与增益他人的内容，能动意为寻求对自身有益的事物，常以支配控制、集聚物质财富、获取个人地位与成就等主题表现出来；而共生则意为寻求对他人有益的事物，常以仁爱、人际关怀等主题表现出来。一般而言，寻求自身的利益与寻求他人利益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对立，但这种对立并不绝对。
综上，我们认为能动概念内部可能包含了3个成分，即权力（power）、成就（achievement）与分离（separation）。权力涵盖了能动概念中控制的部分。成就涵盖了能动概念中高效达成个人目标的部分。分离涵盖了能动概念中追求与群体的疏远，保持其个体性与独立性的部分。而Frimer等人利益寻求体系中的能动概念则综合了权力与成就两成分。
能动概念中的第一个成分是权力，其核心是控制。控制存在指向，指向外界时是为支配与影响他人（表现为获得社会地位）；指向内部时是为自控与坚守信念。权力既可以被用于共生目的（如负责地行使公权），也可以被用于非共生目的（如放任地行使特权），也即权力本身是中性的，其对立面是易受外部影响的消极被动（passivity）而不是共生。强调这一含义时，能动与共生呈正交关系。
能动概念中的第二个成分是成就与抱负，其核心是以超越常人的能力达成自己的目标。成就与抱负隐含了竞争的意味，个体要在竞争关系中证明自己较他人更有能力，并借此获得个人成就。一般而言，在追寻超越他人的同时，个体难以兼顾他人的目标。但同时，成就与财富的获取也可以作为达成共生目标的资源。因而强调这一含义时，能动与共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但又不完全的对立。
能动概念中的第三个成分是分离与独立，描述个体作为独立有机体的存在形式。这与能动中目的性的独立状态相一致，与共生中目的性的融入集体互斥。强调这一含义时，能动与共生呈对立关系。
（二）结合领域的不同与领域间的相互作用
在定义一致的情况下（此部分以利益寻求体系为基础，强调能动与共生概念自我增益与增益他人的内涵），不同人格领域间能动与共生的关系差异源于各领域的独特属性以及领域间的相互作用。在本文中，这种不同人格研究领域的差异性具体体现为特质、动机与价值观之间的差异。虽然学界在这三者的区分与相互作用的机制上还未形成统一的意见，一些研究者已经开始通过诸如元分析的方法，来重点关注它们之间的关系。
能动与共生概念在与不同领域结合时，其相互关系会受到各领域独特属性的影响。特质是去情境化的，有研究者认为特质是实现目标的一种资源，可以服务于不同的目标。作为资源的能动与共生特质受到生物学因素的影响较大，拥有一种资源不一定会抵消另一种资源的获得。因而在同一个体身上这两类特质的表达互不阻碍，两者之间呈正交关系。一些研究间接支持了这一看法，例如Cislak和Wojciszke在考察社区民众对地方政客的印象时发现，当描述一位政客做出利己行为时，人们倾向于认为他具有高水平的能动特质，而对其共生特质的评价不受影响；当描述政客做出利他行为时，人们倾向于认为他具有高水平的共生特质，而对其能动特质的评价则不受影响。价值观与动机则受情境的影响较大，并且指向特定的目标。一般而言，受制于外部的或心理的资源，个体需要在追求自我增益的目标与追求增益他人的目标之间做出取舍权衡，因而能动与共生在这两个领域中存在冲突。与这种观点相一致，有研究者在自我损耗（ego
能动与共生的关系同时还受到各领域间相互作用的影响。Winter等人考察了动机与特质之间的联系，认为动机代表了基本的目标与渴求，而特质是实现目标的生物基础。有学者依此提出，可以从个人发生学（ontogeny）的角度来探讨不同领域的能动与共生在个体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在某种社会价值观的引导下，个体产生了追求能动或共生目标的动机，其相应的动机导向行为又会受到个体特质的调节。比如拥有能动特质的个体，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受到了共生社会价值观的影响而产生了共生动机。受自身能动特质的影响，其共生动机引导的行为就会表现出能动的属性，使得存在紧张关系的两者出现了整合的可能。
以上，本文对不同研究中能动与共生的关系出现分歧的可能原因进行了阐释。存在分歧并非意味着不应进行相关的研究，或者将其引入这些领域是不合适的。需知，在相同内涵的条件下，不同人格领域中能动与共生关系的差异正是对于各领域独特属性的深刻刻画。
六、小结与展望
自能动与共生概念进入心理学研究者的视野以来，对于这两者的探讨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中产出了丰硕的成果。近年来，能动与共生在西方心理学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在东方文化背景下与之相关的实证研究还较少。考虑到能动与共生的内涵及其关系有待进一步地阐明以及文化环境对于这两者的影响还有待考察，未来的研究可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关注定义对能动与共生之间关系的影响，以及两者关系在个体发展过程中的动态变化。能动概念包含权力、成就与分离三个成分，并且已经有学者提出共生概念内部亦存在不同成分，即道德性（morality）与社交性（sociability）。强调两者内涵中不同的成分会使得能动与共生表现出不同的关系，若不指明其含义，混淆的使用就可能降低研究结果的解释力。另外，从个体生命全程发展的视角来看这两者的关系，或许能使我们对各领域间能动与共生相互作用的心理机制有更深入的认识，因而未来的研究还可以从纵向数据入手，考察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
第二，关注文化对能动与共生之间关系的影响。Markus和Kitayama认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会引导其社会中人产生有差异的个人认同（personal
identity），也即独立（independent）与互依（interdependent）的自我建构。在独立的自我建构中，个体倾向于以特殊的个人品质来定义自我；而在互依的自我建构中，个体倾向于以人际关系来定义自我。诚然，追求自身的成就与融入团体、追求团体之利益，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很可能存在着矛盾。但在互依的东方文化背景下两者的对立并不必然，例如对于日本学生来说，追求学业成就（能动动机）的目的之一就在于与重要他人保持和谐的关系，更好地融入家庭之中（共生动机）。这可能是因为在东方文化中，特别是在以儒家价值观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儒家的内核在于“仁”，始于“亲亲”，终于“不独亲其亲”、“仁者爱人”，体现出一种由近及远关爱他人的价值取向），共生价值观具有主导性。而能动更多地被视为工具性的存在，其中竞争超越的部分被削弱，进而两者的对立关系得到了缓和。因此，能动与共生的相互关系也就可能与西方存在差异。
第三，关注这一分类系统在中国人的人格中的适用性。与五因素分类系统相类似，能动与共生同西方语词体系关系紧密，并且不少研究也都采用了基于词汇学假说的方法。在国内开展进一步的实证研究，首先要编制相应的测量工具，而测量工具是否高效，关键在于对以下三个问题的回答：在中国的语词体系当中是否存在类似内涵的词汇，词汇内部是否存在相似的成分以及其相互关系是否也存在上述的复杂性？
不过，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深刻的进化与社会意涵使得能动与共生概念具有相当的跨文化普适性，并且Wiggins也直接提到了这两者与儒家思想之间的联系。尽己之谓忠，强调的是主体的自我提升；推己及人之谓恕，强调的是主体与外界的连通。求诸己，施于人，以至内圣外王，无一不体现出个体生命历程中提升自我与融入社会的整合。目前在国内，有研究者已经开始探索中国人的人格二分系统，但实证性质的成果尚不丰富。未来将能动与共生概念引入中国传统人格与现代人格的比较研究之中，探索国人特质、动机与价值观的变迁，或许能为我们理解正处于剧烈社会转型期的国人的人格及其变化提供启示。
作者：潘哲 郭永玉 徐步霄 杨沈龙
来源：《心理科学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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