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养廉的假定是通过增加公务员的经济实惠来增强公务员抵抗贿赂的抵抗力，这个假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似是而非的推论。它面临如下几个问题：

      其一、高薪养廉养的是谁。全世界被作为高薪养廉的典型的新加坡从来不承认自己是高薪养廉的国家，实际上新加坡只对高级公务员予以高薪，其中层与低级公务员薪低于一般公司的白领。对于高级公务员而言，高薪更多地是一种承认，而难以起到养廉的作用。这是因为这部分人员往往的确是社会精英，如果没有与之相处的薪金、荣誉，政府很难保持高级公务员的稳定。美国政府在高层技术专家领域上就长期面临人员外流的困境。而且事实上，这些人所拿的高薪相比于其对应的社会阶级，仍然不算高薪。

     其二、谁需要高薪以养廉。在高级公务员没有高薪的国家，其高级技术人才往往更多地具有福利与荣誉的回馈，这些精英由于制度的设定，难以获得高薪的回馈，因此通常会现在体制外获得足够的物质基础，然后作为对于自身价值、荣誉、信念的一种追求进入体制内。比如美国的法官虽然待遇稳定，但是相比于成功律师其实相当低薪，然而这并不影响成功律师对于法官这一职位所带有的荣誉与社会尊重的追求。当然在实际生活中，当一个律师足够有威望去争取法官位置的时候，他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物质基础。在中国谁会在意高薪的物质激励呢？往往是生活尚缺乏足够物质基础的阶层，这些人通常不是高级公务员，而是中低级公务员，尤其是刚进入公务员系统工作面临房子、车子、结婚生子压力的年轻人，如果家里不足以提供足够的支持，这些年轻人会面临非常大的物质窘境。

    其三、对于最在意物质激励的中低层公务员提供高薪，在政治上是代价高昂的一件事情。中低层公务员的工作是否真的配得上高薪？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质问，事实上他们大多数人从事的是一般性的事务性工作，主要包括简单的程序性工作，一般的文档工作，这些工作大多数而言，类似于公司的低级文员从事的工作。事实上他们的地位和公司的低级文员与非常类似，从事繁琐、疲劳但是低价值、低技术含量的事务性工作，但遗憾的是，即便公司的前台最需要薪金激励，也很少有公司会给予前台以高薪。对于中低层公务员同样如此，由于他们的工作直接暴露在公众面前，因此公众十分清楚其工作的一般市场价值，也正因为此对于中低层公务员的高薪是一件政治代价极高的举措，它会极大地刺激公众的情绪。正是因为这样的道理，因此在民主国家中对于中低层公务员进行高薪养廉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没有一个政府敢于这样做。

   其四、在今天的中国，真正构成一个值得讨论的议题的，与其说高薪养廉不如说是提高中低层公务员过低的工资。然后这个论断是成疑的，是必须经过严肃讨论的。比如非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福利收入是否计算进了公务员的薪金之中，尤其是医疗、养老、住房、子女入学等方面的福利与特权。而且即便有所必要，也要切实避免高薪养廉最后成了给领导加薪的简单政策。

  其五、高薪有多高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各级公务员向谁看齐。这其中是否对失业风险、工作压力、社会荣誉进行了充分的比较与权衡，是比较是否公平是否合理的关键内容。一般而言，中低层公务员的收入绝不应高于一般企业人员，因为他们没有失业的风险，高风险高回馈，低风险低回馈。

  其六，高薪养廉是否养得起，它与财政的关系究竟如何。其实高薪养廉倒未必增加财政给付，如果将财政支出透明化、公务员收入充分货币化，并将节约财政支出的绩效奖金进行大幅增长，公务员的收入增长与财政支出的整体下降甚至可能同时存在。做个浪漫点的想象，空调少开两个小时，拿一个小时的电费发奖金。少盖办公大楼，拿出一部分费用来发奖金。当然问题在于，高级公务员尤其是决策者其实对于这样的物资激励往往反应并不敏感，他们已经不是很缺钱了，因此往往更希望获得更好的办公条件而不是一笔不算多的奖金。

 其七，中国公务员的收入困境，来源于三点。1、薪金收入缺乏有效的比较对象，与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缺乏挂钩机制；2、高级公务员尤其是决策者，往往对于中低层公务员的经济现状缺乏敏感性，他们更关注的是声望、形象和办公条件，他们对于办公经费的安排更多受到非个人福利诉求因素的驱动；3、中国公务员里有太多的年轻人，太多还没有充分物质基础的年轻人，对于很多岗位这样的现象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最典型的莫过于法院。公务员应该优先考虑生活稳定、家庭稳定、人生观基本定型的人群，大致一个年轻人应该在社会中工作5年以上才适宜来公务员系统工作。但是这个政策会有一个极大的副作用，那就是对于政治性官员也通常来源于公务员的中国，这会大大提高高级决策者的年龄，进入的晚了，爬上去就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