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anos” （爱诺思）一词首次出现于诗人荷马的《奥德赛》中，代表精神核心（spiritual nucleus）的含义，后来又被引申为精神和食物的双重宴会。如同柏拉图的“会饮”与“研讨”（Symposium），爱诺思的持续仰赖各位参与者在其中的奉献：在自由自发的氛围中,他们创造歌曲、诗歌、短韵，或以其他象征的形式，共享精神的盛宴。

1933年，一场现代的爱诺思在瑞士南部的阿斯科纳-莫西亚开始，并持续了70多年。在那里，奥尔加•弗罗贝-卡普泰因（Olga Froebe-Kapteyn）创造了一个“东西方的相遇之地”，一个“精神的自由空间”。

         爱诺思的所在，

          阿尔卑斯山南麓马焦雷的湖光山色。

在每年八月的会议期间，来自东西方的顶级学者会聚于爱诺思圆桌。大家同吃同住，在阿尔卑斯山南麓的马焦雷湖畔，进行主动自由、深度自然的思想与精神交流。围绕爱诺思当年的主题，报告人做两小时的主题演讲，接下来便是来自不同领域，但都热衷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思想家，进行深入的讨论。 每次会议结束后，讲师们都会拿出他们的原始论文，以“换取”奥尔加·弗罗贝的盛情款待。

             一套超过60本的爱诺思年刊，

          见证了各领域学者的精神奉献。

爱诺思的创始人和东道主奥尔加•弗罗贝向往并修习东方文化。当她在湖畔住所周边建起一个可容百人的会议室时，荣格建议她将此作为“东方与西方的相遇之地”，“爱诺思圆桌会议”应运而生。尽管会议本来并非以荣格和其分析心理学为主导，然而数十年下来，“爱诺思”成了荣格分析心理学发展的重镇。

从1933到1951年的19年间，荣格几乎每次都会参加“爱诺思圆桌会议”，做了14次主题报告。荣格的许多重要理论和观点，都是在爱诺思首次提出。爱诺思不仅传播了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云集爱诺思的诸多领域的顶级思想家，也深深启发了荣格的思想。

                           荣格在爱诺思东西方文化圆桌会议上做主题报告。

第一届爱诺思圆桌会议的主题为“东方和西方的瑜伽与沉思”，荣格做了“关于自性化过程研究”的报告。他引用老子的《道德经》作为开始，并分析了其中的《易经》卦象、灵魂之花与金花的秘密。

 

在1934年以“东方和西方的精神指引”为主题的会议中，荣格做了“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主题报告，此后收入《荣格全集》第9卷，并作为这一卷的书名。荣格在其报告中说：

“（集体无意识的）象征过程是一种来自意象以及意象之中的体验。其发展通常表现为一种相反相成的结构（an enantiodromian structure），如同《易经》，呈现为此消彼长、有得有失、黑暗与光明的节奏。”

 

1945年和1950年的爱诺思主题均以“原型研究”为核心，作为对荣格70岁和75岁生日的祝贺。1951年，爱诺思东西方文化圆桌会议的主题为“人与时间”（Man and Time）。荣格的报告是“论共时性”（On Synchronicity），他在其中深入阐释了对于《易经》哲学及其方法论的理解。

 

作为爱诺思的发起人与东道主，奥尔加•弗罗贝夫人十分感谢荣格。她在《爱诺思年鉴文选》第2卷的序言中说：

“我们十分感激荣格，受惠于其思想，他对于原型世界及其对我们今天价值的重新发现，为我们爱诺思的开始和20余年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背景。”

 奥尔加•弗罗贝与荣格。

荣格也曾建议苏黎世心理学俱乐部的成员，要特别关注爱诺思会议：

“爱诺思报告有关哲学、宗教，象征历史领域生动的现实问题，涉及当代心理学不断转向与定位的研究领域——这是将整个人类问题由不同国家代表进行讨论的惟一欧洲讲坛。” 

据荣格的回忆，在爱诺思与不同领域学者轻松愉悦的交流十分难得。大家既是讲者，也是听众；学问结合，相辅相成；尤为重要的是，大家都有一种使命感：不仅是为了人类精神的深远探索，也是对人类良知的守护，留住心灵的火种和与光明。

 

1964年，在爱诺思“精神与自然”的主题之下，量子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做了“科学的精神”主题演讲。如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所言，一群专家在一个狭窄的领域所取得的孤立的知识，其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只有当他与其他所有的知识综合起来，并且有助于整个综合知识体系回答“我们是谁”这个问题时，它才真正具有价值。科学是我们致力于回答一个包容了所有其他问题的重大哲学问题，即“我们是谁”这一整体中的一部分。

                        

                          1944年 ，薛定谔著《生命是什么》一书，

                        试图综合热力学、量子力学和化学理论

                        来解释生命的本质。

爱诺思的圆桌会议所致力的，正是会聚东西方各领域的顶尖思想者，共同面对有关“人类精神”的主题，进行深入的对话与追问，钩深致远。

 

在荣格、奥尔加•弗罗贝和宗教学家鲁道夫·奥图（Rudolf Otto）的影响下，爱诺思高手云集，印度学者齐默尔（Heinrich Zimmer）、汉学家鲁雅文（Erwin Rousselle）、卫德明（H. Wilhelm）、日本禅学者铃木大拙（Daisetz Suzuki）、伊斯兰文化学者科宾（Henry Corbin）、希腊神话学者凯雷尼（Károly Kerényi）、宗教与历史学家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神学家蒂利希（Paul Tillich）、科学家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马克斯·诺尔（Max Knoll）、荣格分析师诺依曼（Erich Neumann）、神话学家坎贝尔（Joseph Campbell）等国际著名学者会聚于爱诺思，可谓群星闪耀。

 

世界著名禅宗学者和思想家铃木大拙，曾在1953和1954年爱诺思圆桌会议上做报告：“禅中自然”（The Role of Nature in Zen）和“禅中新意识的觉醒”（The Awakening of a New Consciousness in Zen）。铃木大拙1953年第一次参加爱诺思时，比原定时间推迟了一天离开——为了马焦雷湖畔的一轮满月，这在爱诺思的西方学者中传为佳话。

                 

                 铃木大拙所著的《禅与心理分析》，

                融合禅学与分析心理学，

                开启东西方心灵世界的深度对话。

1995年8月，申荷永老师受邀参与“爱诺思《易经》项目”。如申老师所言：

“初次相遇已是似曾相识，绝对是一见如故。从那之后，我们也便成为爱诺思的朋友。”

 

两年后，申荷永老师受邀作为爱诺思圆桌会议主题报告人，以“核心心理学”（Psychology of the Heart, and the Heart of Psychology）为爱诺思报告的主题。报告被收入《爱诺思年鉴》（1997）。美国期刊在转载这篇报告时，加了这样的按语：

“中国用‘心理学’翻译了‘psychology’，一位中国学者要为心理学寻心。”

                             

                           申荷永老师在爱诺思做

                          “核心心理学”的主题演讲（1997）

"所有到过爱诺思的人，自然会留下深刻的爱诺思印象和体验，"申老师和高老师回忆，“记得有一次是为了卫礼贤与荣格合作《金花的秘密》的背景与手稿，我们来到爱诺思，与爱诺思负责人瑞策玛一起做研究。在这之前，我们曾与默瑞·斯丹和戴维·罗森一起在美国芝加哥荣格学院就“荣格与中国”的主题进行对话研讨，其间有人借用托马斯·克利瑞（Thomas Cleary，克礼履）的新译本及其批评，来质疑卫礼贤与荣格合著的《金花的秘密》。于是，我们特意来到了爱诺思。”

 

“就在我们到达爱诺思之前，瑞策玛已用了一周时间阅读有关资料。他很想找到卫礼贤告诉荣格有关中国‘求雨者’故事的最初记录，但始终未获，整个书桌堆满有关书籍。就在我们进门的一刻，他将一封书信随手插入卫礼贤的日记，当我们坐下聊天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书信插入的一页，正是‘求雨者’故事的出处。于是，瑞策玛十分欣喜，由衷感叹荣格从《易经》阐释的‘共时性’：从中国而来的朋友，带来了中国的‘求雨者’。”

               

                    申荷永和高岚老师

                    与爱诺思基金会主席瑞策玛、克丽丝塔·罗宾逊。

2007年8月，经历重重困难之后的爱诺思面临“重生”的机会，申荷永老师再次受邀作为东西方文化圆桌会议的主题报告人，以核心心理学的东方视野，对现代化进行反思。

尽管1997年便以“核心心理学”做过爱诺思的主题报告，然而，10年之后，仍然用“核心心理学”作为主题，以其参与东方和西方有关“现代化”的对话，所体现的也正是爱诺思的精神：“变与不变，不变之变。”（ever the same, yet changing ever）；爱诺思的精神所体现的也正是《易经》的法则和中国文化的智慧。

2018年，洗心岛文化心理分析两年课程学员们也同老师一起抵达了爱诺思：

 爱诺思的美丽光景

 大合照

 学员前往爱诺思后的所见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