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下过一些功夫的

——学生眼中的谭汝为老师

           红桥职大汉语言文学专业78级部分学员

 执笔：黄禄衡（原红桥区政协主席）

 谭汝为先生是一位知名学者。先生由诗歌鉴赏、典籍校注而进入语言修辞，由语言修辞而进入天津地域文化——街巷沿革、风习民俗、地域方言……，在每个领域都做出了不凡的成就，攀上了一个须仰视的高度。著作累箧，观点精辟，论述严谨，铺陈开张。在其所涉及的领域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无论是在核心学术刊物上，还是在报纸广播电视的广大受众中，都得到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无论是在专业学者、文学爱好者，还是在市井百姓中间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于这些方面的成就，社会早有品评，毋须我们来饶舌。值此先生七十华诞之时，我们这些学生怀着感恩之心来记录点滴先生对我们的教诲之情。

                                         与黄禄衡合影

 我们受业于先生是在三十多年前。

 十年噩梦结束，拨乱反正，红桥区职工大学于1978年恢复教学。我们便是红桥职大“文革”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首届学员。

 这是一批因“文革”而被拒之于全日制大学校门之外的成年人，这是一批刚刚走出干涸的文化沙漠而求知若渴的学子，头脑中并无文凭、提干等概念，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只是贪婪地攫取知识。

 我们发现，在古典文学课堂的讲台上站着一位青年教师，因为那时我们的任课老师大多为老先生，我们都觉得这位老师是那样的年轻。中等身材，一个睿智的额头，近视镜后闪着深沉的目光。讲课时，我们能够感觉到他是做了充分认真的准备，打开教案，但是似乎并不看那教案，一堂课的内容早已烂熟于心。语速平缓，语调清晰而抑扬顿挫，态度庄重温和，讲到精彩处却不由自主地感情充沛，似已陶醉在先人的文章境界中，语调和音色都充满了张力。

 先生讲课时，用词准确精炼而毫无做作，字斟句酌却无斧凿之痕，为了说明一个观点或一种文学现象，旁征博引，多例互证，用典钩沉，恰到好处而又似脱口而出。讲诗词曲赋，如数家珍，前人评论，信手拈来而绝不卖弄。文坛掌故、花絮趣闻穿插其中，庄谐并用，跌宕起伏，酣畅淋漓，正如“万斛泻地，不择地而出，然常行于所当行，而止于不能不止。”有传授真知之心而无哗众取宠之意。我们在叹服于他强闻博记的同时，更叹服于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尤其感铭于他对教学事业和学生的一腔热情。我们经历了“文革”与下乡，已经许久许久没有这样的享受了，正如我们在乡下时数月不见荤腥，而突然面对着一盆红烧肉，禁不住在心底里大呼过瘾、解馋。

 这位教师就是谭汝为先生。

 那时因为是业余时间上课，或单位加班，或家中有事，难免有缺课者，然而古典文学课却是始终保持着很好的出勤率。

 课间，我们和谭先生交流，问起他何以能够背诵那么多诗词古文？谭先生淡淡地笑着说：“年青时我是下过一些功夫的。”随即他又诚恳地鼓励我们：“你们只要肯下功夫，都会比我强的。”这句话令我们心生惭愧。

“我是下过一些功夫的”——是的，1985年谭先生获得了全国总工会“自学成才”的表彰。

 在准备毕业论文时，谭先生担任了多位学员的指导老师。在选题之初，他并没有急于对学员做出具体的指导，而是讲了许多治学方法。他常说：“授人以鱼，只供一餐之需；授人以渔，方可使人受益终身。”在指导论文时，谭先生很有针对性地提示我们要读哪些书，要怎样处理好论点、论证和论据的关系，甚至将自己的一些学习心得毫无保留地提供给我们。对于当时有关的学术动态和新的研究成果也都及时介绍给学员。他并不包办代替，并不把自己的观点强行灌输给学员，而是充分调动学员的积极性，启发学员的独立思考，对于学员们的新的见解和观点予以大胆鼓励。他告诉我们如何从大处着眼，细处着手，如何小题大做，甚至帮助学员斟酌推敲用词用字。这使每一个接受论文指导的学员十分受益，不啻是给我们分别开了一门专题辅导课。

 1982年，红桥区职工大学在全市乃至全国率先进行公开论文答辩。不但全市各职工大学，包括北京、青岛等地的职工大学也都派员参加，我市一些媒体到现场采访并做报导。由谭先生直接指导和参与指导的两篇论文得到了由南开大学资深教授王达津先生领衔的答辩组的高度评价，公开答辩获得成功。当答辩的学员向答辩组的专家教授们鞠躬致谢时，他们也诚挚地向坐在台下的指导老师深深地鞠上一躬！

 谭先生受到了学员的普遍尊重，先生和学员的关系并未因职大学习的结束而结束，相反，在我们离开学校这三十多年中，逐渐发展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

 春节，我们结伴给先生拜年，在他那并不宽敞的房间里除了床、餐桌、衣橱等生活必须的家俱，其余空间便挤满了书柜，有大有小，有新有旧，明显是逐次添置的。书柜中挤满了大小新旧薄厚不一的书籍，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盒一盒写满了字迹的读书卡片——不由得想起了先生的话：“我是下过一些功夫的。”这话说得是那样的平静，但这话的后面又包含着多少夏夜挥汗、冬夜孤檠呢？我们和谭先生一起挤在书橱间愉快地交谈，正如先生家墙上悬着的一幅对联：逢好友来如对月，有奇书读胜观花。那字似乎带着陈鸿寿的遗风。

 夏天，我们约先生去水上公园划船。船行碧波中，先生提议：我们一人一句，来背诵《长恨歌》和《琵琶行》。亏得我在下乡时曾在茅棚中背过，尚不致于退避三舍、临阵脱逃，但是在中间还是有几处“打锛儿”，甚至遗忘，要由先生来提醒和补充。

 谭先生对学生的鼓励不仅表现在课堂上。1994年，先生的著作《古典诗歌的修辞和语言问题》即将付梓，他竟然请一位同学来题写书名。这种事一般或由书法家来写，或由在该学术领域有造诣有影响的人来写，总之须是社会名人，而让一位学生来写，我们还从未听说过。我们说：“这未免是倒置了。”先生幽默地说：“倒置也是一种修辞嘛！”作为学生，自然是恭敬不如从命，在交“作业”时，我们特别说：您再另请高明吧！但谭先生赫然将那“作业”印在了他的作品上。

 先生并非书蠹，他也是一位善饮的性情中人，甚至是豪饮之士。记得有一年几位同学于毛豆上市的季节心血来潮，临时动议邀请先生来吃煮毛豆，先生欣然应邀，并不计较餐桌上食材的简陋，照样与我们大啖其豆，大饮其酒，在文学的话题中谈古论今，而我们则在这看似闲聊之间又获得了很多知识。待到夜阑之时，每个人的面前已堆起了一道由毛豆荚筑成的小墙。每每与先生举觞尽觞时，他总是谈笑风生，满座如沐春风，有严肃的学术话题，有兴之所至的吟咏，也有风趣幽默的民俗俚语，而从这些话题中却又处处透着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对天津地域方言的熟悉与热爱。

 先生的治学领域由诗歌语法修辞拓展到地域方言，受众也自然由“小众”扩展到了大众，这个治学题目深深地根植于广大天津市民，因此也就拥有了一大批热爱天津语言的拥趸和粉丝。一次，先生参加一个学生女儿的婚礼，来宾听说谭汝为先生在场，很快便传开来，以致有不少人自发地凑过来给谭先生敬酒，他们兴奋地说：“以前都是在报纸上看名儿，电台里听声儿，电视上看影儿，今天我们终于看到本人了！”其场面有如追星。谭先生也谦和地一一回敬，完全没有一副知名学者的样子。

 先生祖籍广东新会，那里出了一个梁启超；先生的夫人祖籍安徽绩溪，那里出了一个胡适。有一次我们闲谈，就这个话题说到：“怪不得您那么有学问呢，地灵人杰啊！”先生笑道：“这两个地方也有文盲和乞丐。”——我们似乎又一次听到先生的潜台词：我是下过一些功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