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烟雨生平学不厌

谭汝为

“我活了八十多岁，正经八百地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读书。”来新夏出生在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四岁半开始从祖父来裕恂接受蒙学教育，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为顺序，朝夕诵读。来新夏回忆说：“七岁以前，一直随侍于祖父左右，生活上备受宠爱。”祖父在幼小的来新夏身上种下了读书种子。来新夏后回忆说“对我一生事业起重大影响的仍是我的祖父”。

祖父来裕恂，清末经学大师俞樾的弟子，光绪三十一年曾到日本留学，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在横滨创立的中华学校的教务长。“潜研学术，寄情诗词”，撰有《匏园诗集》、《萧山县志稿》等。1923年6月，来新夏出生时，祖父来裕正在辽宁葫芦岛航警学校任教。当他从家书中获悉长孙出世，十分高兴，期待孙辈能继承家中书香薪火。他对长孙新夏格外精心，不但亲自讲解《三字经》、《幼学琼林》和《龙文鞭影》等蒙学读物、传授地方掌故与历史名人逸事，还让“拿市面上的粗陋读本与好版本对着读”，以提高鉴别能力。直到离开家乡、来到天津，祖父还不断写信教导他应该读什么书。祖父的学问和为人，对来新夏走上治学之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来新夏涉足方志学，很明显是受祖父撰写《萧山县志稿》的鞭策与影响。

陆游诗云：“我生学语即耽书，万卷纵横眼欲枯。”这似乎也是来新夏终生与书为伴，“年既老而不衰”的写照。来新夏从未把读书当做苦差事做，“人们都说‘学海无涯苦作舟’，可对我来说是‘乐作舟’，所以我几乎没有因为读不好书而被打板子。”

七岁以后，来新夏就扎根津门，迄今八十多年，来新夏称天津为“第二故乡”。在天津，他读完小学及高中，在高中十分幸运地得到国文老师谢国捷（著名史学家谢国帧之六弟）的关照。在谢老师的引导帮助下，来新夏如饥似渴地阅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旧唐书》《新唐书》《十七史商榷》等，眼界大开，并在谢国捷老师指导下开始撰写第一篇学术文章：《汉唐改元释例》。其后，又相继发表《诗经的删诗问题》《清末小说之倾向》《谈文人谀墓之文》《桐城派古文义法》《记近事丛残》等多篇文章，并连续为《东亚晨报》副刊撰写《邃谷楼读书笔记》。此时，十九岁来新夏已崭露出不凡的功力与才华。

“邃谷”是来新夏斋名。他十八岁所写《邃谷楼记》云：“非谷而曰谷，何也？唯其深也。无楼而曰楼，何也？唯其高也。唯高与深，斯学者所止乃尔。邃谷楼者，余读书所也，沉酣潜研，钻坚仰高，得乎书而体乎道，邃然而自适焉。”来新夏少年时，家中有约八平米的楼梯间是属于他的小天地。那里仅容一榻一架一桌，是他读写、歇宿之处，狭窄黝暗，白天也要开灯，宛如幽谷，故名“邃谷楼”。邃谷斋名始终不变，沿用至今。

1942年，来新夏高中毕业后，考取北平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受教于陈垣、余嘉锡、张星烺、柴德赓、朱师辙、启功、赵光贤诸先生之门。辅仁规模虽不大，却名师云集，学风纯朴。虽当时日本侵华军占领北平，但因辅仁属德国教会学校，日本当局网开一面，因而辅仁的教学环境相对自由。学校班级不多，每班学生不过在一二十个，因此，每个学生都能得到老师的悉心指导，师生关系融洽。辅仁求学生涯给来新夏的治学之路打下深深烙印，与众名师相处的往事也成珍贵回忆。

辅仁大学校长是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他给学生亲自上四门课。所布置作业，在批改前自己先做一遍。然后，将自己做的与学生的作业一起贴在教室墙上，让学生比较感悟。陈垣校长亲自指导来新夏的毕业论文，在口试（论文答辩）时，陈垣校长以“颇有作意”勉励。历史系主任张星烺先生，是精通中西交通史的专家，慈眉善目，与学生亲密无间。余嘉锡先生是中文系主任，来新夏选修了他目录学。“当时他已经年过花甲了，非常严肃，不苟言笑。但听余嘉锡先生的课，却如饮醇醪，他讲课的时候从来不看讲义的，滔滔不绝，如数家珍。”来新夏在目录学上的根基，就是那时打下的。启功先生当年教来新夏国文与绘画。因怕学生营养不良，启功每到周日，就召来新夏等几个学生到他家去改善伙食，看到学生衣服坏了，或掉了纽扣，师母还帮着缝补。来新夏在上世纪60年代接受审查的时候，很多人都疏远了，启功却对他不离不弃，师生情谊保持了半个多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