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淡泊名利，甘作奉献的著名学者

——怀念老友曹聪孙教授

李行健

    聪孙同志与我相识、相交、共事40多年，去年1月26日突然离我们而去，转眼一年多了。这些日子他的音容笑貌总是萦绕在我的心里。看到我们共同编写的词典，翻到他的赠书，瞧见我们的合影，脑子里都显现出他总是面带微笑，平易可亲的生前的样子。去世前两个月他寄来新出版的《古汉语误读字字典》，就是他留给我的最后念想了！

                                     （一）
   

    聪孙是离休老同志，又是著名的学者，大小也是天津师大的图书馆长，古籍研究所所长，但在他身上从未看到这些头衔的影子。他的穿着打扮是土气普通得不能再土了。他的住室和生活起居，处处显现出他勤俭朴素的生活情趣，体现出他高尚的思想品德，即使在市场经济物质追求泛滥的潮流中他也不改初衷，依然坚守自己艰苦清廉的生活信念和品格。在教学上他是诲人不倦的良师，在科研上他是脚踏实地一丝不苟的探索者，在工作中更是一头老黄牛，不讲价钱、不计报酬，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尽力做好工作的人。这样的人，正是今天我们中国人的真正精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榜样，也正是今天开会缅怀他最大的现实意义。

    聪孙和我在师大共同讲过课，合作带过研究生。他的知识面广，对一些问题常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我在同他接触中学到许多东西。淡泊名利，助人为乐是聪孙身上最宝贵的品格，也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亮点。1992年春，为了贯彻当年中央对语文工作的指示，加强语文规范化工作，吕叔湘先生让我和曹先擢同志去他家，亲自布置编写《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事。吕先生指示筹备在当年暑假开一次专家论证会，然后组建一支编写队伍。我给聪孙打电话请他七月到北京开会，并希望他能参加词典编写。我们在1983年左右，曾共同编写出版过《新词新语词典》。我深知他对词典工作学养很深，也很有经验。当时他既兼着现代汉语课、带着研究生、还有许多社会工作，但他还是满口答应了。我想他首先是出于对语言规范工作的热爱，同时也是出于我们多年的友谊。

     在共同编词典近十年的工作中，他为词典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即使最后几年他身患多种疾病，仍为词典编写操心。词典开编时，天津成立了一个编写小组，由聪孙同志负责。他任劳任怨，团结大家克服困难按时完成任务。后来集中到北京修订的几年，他因工作和身体原因不能长住北京，但也常来常往于编写组和天津之间，参加讨论，制定计划，承担任务等。他是副主编，从不讲条件，常常主动要求工作并努力去完成。他到北京时总是住我的办公室临时安放的小行军床上，生活起居多有不便，从没有看到他有不满意的表示。当年编写组经济很困难，只有很少的劳务费。天津组的劳务费由他管理分配，不仅账目清楚，他总是干得比人多，自己却拿得不多，很让人感动。

    在学术讨论中，因他古今知识渊博，又懂外文，所以常有新见解发表，也常被一些不理解的同志否定，有的同志甚至言语激烈，他也从不计较，总是笑笑而已。把自己的理由和根据说完后，从不和人进行无谓的争论，更没有看到他有过意气用事的行为，即使后来证明他的主张正确，他也不张扬，不自以为是。这是一种多么高尚的品格和修养啊！

                                   （二）
   

    聪孙同志在学术上的成就，有他已出版的论文和专著多本嘉惠学林，如《中国俗语典》（1985），《古书常见误读字字典》（1987），《新词新语词典》（1989，主编之一），《齐夫定律和语言的“熵”》（1994），《语言学及其交叉学科》（1990），《现代汉语规范字典》（1998，副主编之一），《现代汉语规范词典》（2004，副主编之一）、《古汉语误读字字典》（2008），此外还有70余篇论文，等等。从上面列举的几本著作中可以看到聪孙知识广博，涉及的面很宽，与时俱进研究学问的风格和一贯的求实思想。

    聪孙在一篇文章中谈到，1994年听吕叔湘先生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编写工作会议上提出编词典要与时俱进，吸收新的成果时，他认为吕先生讲得很好，自己首先就身体力行。他在一位学者文章中看到考释“夼”（kuang）字的意义，与现行的一些权威的或通行的词典不同，他马上进行了核查，觉得那位学者说得对，于是就力主“规范字典”要把新成果吸收进来。所以后来“规范字典”把“夼”的释义从流行的“洼地”改为“两山间的大沟”。这条注释现在已为各有名的字典、词典所吸收，纠正了传统注释的错误，不再以讹传讹。正是他及时引进研究的新成果，使“夼”的释义更加准确，其功不可没。类似的例子很多，如“爱斯基摩人（Eskimo，语义为“吃生肉的人”），他早指出应当废弃，应循名从主人的原则改“因纽特人”（Inuit，义为“真实的人”）。

    注意释义的规范性，更是聪孙特别突出的工作。他说：“辞典编纂”“必须符合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各种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中颁布的各种标准，辞典最好是无条件地遵守。”“比如，什么叫‘伪劣商品’，什么叫‘淫秽物品’，经过专业人员的研究讨论，都做出了界定。辞典最好采用这些说法，不必另起炉灶，做些费力不讨好的事。”（《辞书研究》1996年第6期）。这些思想都是编好辞书、使辞书释义规范化必须注意的原则。

    聪孙同志另一个人所不及的长处是对词义的敏感性，他经常发现一些人们习焉不察的释义错误。他在“词语札记•词义解释的规范化”一文中指出《现代汉语词典》，把“常温”释义为“指摄氏15度到25度”，从习惯上说没错，但按国务院1984年《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法定计量单位”不得折开使用，因此规范的说法应该是“15摄氏度到25摄氏度”（《<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6年）。他还在“词语札记”中指出“滋生”释为“繁殖”不准确，应限制在“害虫”等“滋生”才是繁殖义。“秸”解作“农作物脱粒后剩下的茎”不全面，如“水稻”脱粒后不是“秸”，而是“稻草”……等不少类似的条目。这对我们提高辞典释义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由于聪孙的外语，特别是法语的功力好，他为词典释义译名中的不妥之处，提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意见。如葡萄酒的“甘”和“半甘”（法语分别是sec和demisec），应改译为“淡”和“半甜”，我想如果这样也就让国人了解了葡萄酒标志的准确含义了。又如“体育”（sport）应译为“竞技体育”，不是健身教育意义上的体育（physical education）。他还指出绿菜花（北京）、西兰花（香港）、花椰菜（台北）、芥兰花、青花菜、花茎甘蓝（学名）等多种译名应统一的问题，以免产生异名同实的干拢。可能让聪孙感到遗憾的是他提出的如“图书”联合国有统一定义，人类年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有统一说法等等，却并没有完全为我国词典释义所采纳。（见《词典释义的规范化进程》28页、1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

    不难看出聪孙同志在词典学上的创见和贡献，确实非常难能可贵。我们“规范词典”编写组的同志们深感聪孙同志是编词典不可或缺的人才。就在他生病每周要去医院作透析的情况下，还不时寄来一些小条，提出它对改进某条词释义的意见或想法。这充分说明他在词典工作上投入了他所有的精力，一心想把词典释义的质量不断提高。奈何天不遂人愿，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聪孙同志的逝世，对我们词典事业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们一定要继续他未完的工作，发扬他眼光远大、先进的学术思想，用实际行动来纪念他，追思缅怀他。

                                                 2010年2月3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