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语言讲座（14）

 
         社会语言的宏观研究

我国在宏观社会语言学方面的成就十分显著，这和社会对语言建设方面的实际需要是分不开的。主要体现在语言规划、双语和双方言、语码转换等领域退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语言规划的前提是对语言状况的认识，各级政府或研究机构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开展语言状况的调查和研究，成效十分显著。理论建设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张公瑾在《语言的生态环境》（2001）中以自然生态比拟语言的存在状态，提出“多语共存、协同进化”是良性局面的观点，反映了我国学者对语言状况的深刻认识。张普在《关于网络时代语言规划的思考》（1999）中提出了一个面向网络时代的语言规划模型——LC模型。

我国的语言规划与规范化成果十分显著。历史上的白话文运动，建国后的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等都对国家的语文建设和国民的语文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些成就也引起了国际社会语言学界的瞩目。1986年，《国际社会语言学学报》以“中国的语言规划”为题发行了专刊，特别介绍了中国在这方面的成绩。国内学者的研究非常活跃，《语言关系与语言工作》（戴庆夏1990）、《语言文字规范手册》（1991）、《新语文的建设》（周有光1992）、《汉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研究与指导》（张玉来、程凯1992）、《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高天如1993）、《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问题》（1993）、《规范语言学探索》（戴昭铭1994）等都是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专著。有关的学术论文则如《中国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道布1998）、《澳门的语言状况与语言规划》（谭汝为1999）、《论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冯志伟2000）、《语言规划的连贯性与系统性》（苏金智2000）、《中国现代的语言规划》（李宇明2001）、《语言规范的整体性原则》（高万云1998）、《语言规范和社会发展》（钱乃荣1998）等。姚亚平在《语言制度的基本性质及其研究价值》（2001）中提出，应建立一门从制度角度研究语言问题（主要是语言规划问题）的制度语言学，他还提出了该学科的初步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

双语和双方言研究是我国社会语言学内部在近十几年里发展较快的领域，深圳教育学院深港语言研究所先后成功地举办了5次双语/双方言学术研讨会，会议文集《双语双方言》陆续出版，对国内的有关研究发挥了不小的促进作用。徐思益先生主持的“八五”社科项目“语言接触和影响”针对新疆地区的双语情况进行，除多项研究报告外，还出版了专著《语言的接触和影响》（1997）；张彦昌《社会语言学——双语现象》（1986）收集了10篇针对延边地区双语情况的调查报告。此外，《中国少数民族双语研究论集》（1992）、《北京土话中的满语》（爱新觉罗·瀛生1993）、《福建双方言研究》（李如龙1995）、《论语言生活的双语制》（陈章太1989）、《双语言时代》（周有光1997）、《论双语社会香港的语言问题》（王德春1997）、《论中国的双语制》（余惠邦1997）、《我国双语现象的政治文化背景试述》（丁石庆1999）、《我国双语现象的物质文化背景浅探》（丁石庆1999）、《双语和双语研究》（瞿霭堂2000）等著作或论文也都是双语和双方言研究方面值得关注的成果。

宏观语言学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也得到了较多的关心，如语码转换就是近年来引起了广泛关注的课题。《语码转换述评》（阳志清等1990）、《论书面语语码转换》（阳志清1992）、《论双语社会言语交际中的语码转换》（武金峰1996）、《语码转换研究述论》（李刚1998）、《语码转换的社会功能与心理》（许朝阳1999）、《语言转换和社会语言学因素》（高军、戴炜华2000）、《语码转换研究述评》（何自然、于国栋2001）、《从科斯顿的标记模式看语码转换研究的新进展》（李经伟2002）等一系列文章都体现了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和思考。其中何自然、于国栋总结了社会语言学、语法、心理语言学、会话分析这4大领域内的语码转换研究，提出了一个更为全面的研究方案，颇有见地。

宏观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是我国语言工作者一直都很关心的领域，语言规划和双语、双方言方面的研究成果显著，个别具体课题也已经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在新世纪新的语言形式下，还有不少问题（如网络语言规范、英语冲击下的语言接触等）还有待于思考和研究。社会生活的不断进步、语言状况的不断变化必然推动着宏观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不断向前发展。

（来源：赵蓉晖《中国社会语言学发展的若干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