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则鸣”与“诗穷后工”

谭汝为

宋代欧阳修在为梅圣俞诗集所写序言中，提出“诗穷而后工”观点，他说：“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情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穷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而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这段话大意是：人们常说诗人的仕途往往不顺利，以至穷困潦倒。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诗作，大多是出于这些命运坎坷者之手。这些人内心都是抱负不得施展，往往寄情山水，借外界景物，利用比兴手法，抒写内心的忧愤。并不是写诗会使人处境穷困，而是命运坎坷多难却有利于使人创作出优秀的诗作。

“诗穷而后工”这种观点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源远流长的。孔子“诗可以怨”则是这种观点的直接理论来源，战国屈原的“发奋以抒情”是它的先声。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有《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

认为不幸遭遇是这些作者著书立说的动因，忧愤穷困反成为其事业成功的动力。

李白说：“正风何微茫，哀怨起骚人”（《古风》）；

杜甫说：“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天末怀李白》）；

韩愈说：“太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送孟东野序》）。

韩愈在《荆潭唱和诗序》中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愁之言易好。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

这几位唐代诗坛巨擘都指出：作家的穷愁与不幸却可以成为创作的心理动力，促使他们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从中国文学史上分析，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蔡琰的《悲愤诗》、杜甫的《奉先咏怀》、李清照的《声声慢》都是身遭困厄倍尝穷愁的发奋之作。韩愈说的“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是说欢愉之辞发之于志得意满的富贵悠闲，自然缺乏激情，往往失之于平淡凡庸；而穷苦之言，发之于忧愤怨恨，生自于羁旅草野，充盈着悲愤沉挚的气势，极易拨动读者的心弦。生活中所遭遇的挫伤忧患，常使诗人在心灵中受到强烈的感发刺激，因而创作出深挚动人的诗篇。

    “长歌当哭”，他们的创作是发诸心灵深处的悲鸣与呐喊，是用血泪合流的笔墨去抒写真情。历史上有多少志得气满的王公贵族，他们附庸风雅的泛泛之作早已“身与名俱灭”，而那些“发愤”之作却成为千古绝调，永垂青史——“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江上吟》）。

 当然“诗穷后工”并非泛指一切人，而是指具有某种特殊才质的人，即具有文艺才质的作家。另外这样的诗人须有崇高的精神与执着的志向。他所抒发的悲愤不仅仅出于个人的不幸，而且应当与时代、社会相沟通融和，才能产生震撼读者心灵的艺术力量。

翻开中国诗史，从屈原到陶洲明，从李白、杜甫到苏轼，从陆游、辛弃疾到夏完淳、秋瑾，古代诗人饱受痛苦的心灵孕育、产生了光华璀璨的诗歌精品。这些广为传颂的诗作，可以说是诗人们遭遇不幸、疾痛惨怛的人生记录，也是他们忧国忧民与时代脉博一起跃动的那颗丹心的光彩折射。

总之，“不平则鸣”“诗穷后工”，揭示了诗人创作才能的形成与发展的特殊规律，也是对古代诗人创作实践的一种客观概括，有必要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