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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白话文的鼻祖——胡适
谭汝为
“五四”运动在文学语言革新上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弃文言,用白话。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把流行几千年的文言愣丢到一边,主张使用白话写作的新潮文人,形成了一个新文化运动群体。其中不遗余力、身体力行推行白话文的领袖人物,就是胡适。
胡适的白话文主张,形成系统理论的,就是他归纳的“八不主义”和“三白看法”。早在民国六年(1917)一月,胡适就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当时文学的八个主张,也就是后来的“八不主义”:
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
胡适主张:“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来同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古名虽未必佳,今名又何尝少妙﹖ 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金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复电是用白话写的,看来也很省字省钱。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还是文言文省﹖”
接着,胡适教授解释说:“干不了”,就含有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之意;“谢谢”,既对友人费心介绍表示感谢,又暗示拒绝之意。由此看来,语言的精练与否,不在白话与文言的差别,在于能否恰如其分地选用字词。
经过这一堂课,不少原本立志专攻文言经史的同学,对胡适,对白话文,也都产生了好感。
“五四”前后,著名经学家黄侃和胡适同在北大任教。黄侃先生竭力反对胡适的白话文运动。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却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黄侃答道:“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应叫胡适,应该叫‘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听后一时语塞。
有一次,黄侃在北大讲课中,竭力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全书久未完成。黄侃曾在中央大学课堂上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遂问其故﹖黄侃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大笑。
黄侃与胡适就文言与白话孰优孰劣问题,在北大课堂上斗法。我们今天看来,很有意思。至于谁对谁错,谁厚道谁尖刻,不妨暂且撂到一边。重要的是,使我们后生晚辈从中领略了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办学主旨“兼容并包”而产生的自由、平等、开放的情趣。
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
胡适的白话文写得怎么样?列举他的几句名言,您体味一下:
1、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
2、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
3、对人事可疑处不疑,对原则不疑处存疑。
4、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想怎么收获就怎么栽。
5、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怎么样?有嚼头吧!
至于胡适的整篇白活文,究竟是什么样子?
1946年,胡适任北京大学校长。我们一起阅读他以校长身份在北京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活——
诸位毕业同学:
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
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在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有人说:“出去做事之后,生活问题急需解决,哪有工夫去读书?即使要做学问,既没有图书馆,也没有实验室,哪能做学问?”
我要对你说: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你有了决心要研究一个问题,自己会撙衣节食去买书,自然会想出法子来设置仪器。
至于时间,更不成问题。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工作,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一点钟看十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页书;
三十年可读十一万页书。诸位,十一万页书可以使你成为一个学者了。可是,每天看三种小报也得费你一点钟的工夫;四圈麻将也得费你一点半钟的光阴。看小报呢?还是打麻将呢?还是做一个学者呢?全靠你们自己的选择!
易卜生说:“你的最大的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们自己。
再会了!你们的母校眼睁睁地要看你们十年后成什么器。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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