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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是中华文化的典型标志

(2007-02-05 11:02:34)
分类: 诗文与杂感

 

对联是中华文化的典型标志

谭汝为

首先,谈汉语数字文化的一个小例子。请看“七”和“八”这两个相邻数词连用组成汉语词语:

七零八落、七拼八凑、七嘴八舌、七扭八歪、七颠八倒、七上八下、七上八落、七喊八叫、七死八活、横七竖八、杂七杂八、乱七八糟、乌七八糟、零七八碎、乌七八黑、七大姑八大姨、杀七个宰八个、七个打滚儿八个号丧、七个不依八个不饶、七个不含糊八个不在乎等。

以上这些语汇,都表示“不好”“不美”“不整齐”“粗俗颟顸”“多而杂乱”等贬义。而数词“八”,与“四”连用组成汉语词语,却大多表褒义。例如:

四通八达、四平八稳、四面八方、四时八节、四停八当、四梁八柱等。

以上这些四字格习用语,大多表示“全面”“完美”“安稳”等褒义。这种语言现象,只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求答案,究其原因,系汉民族以对称平衡为美的审美情趣之使然。

以对称平衡为美的汉民族文化,使对偶修辞千百年来兴盛不衰,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举世无双的文学形式——对联。对联雅称楹联,俗称对子,只言片语着墨不多,却可以叙事写意,言志抒情;信手拈来,随处可用。既可题于园林亭榭、寺庙宫观,又可用于门宅店铺、婚丧寿挽;可以说是“浅深皆成趣,雅俗均可赏”。关于趣联妙对的古今逸闻故事简直多不可数,仅举一例——

1912年冬天,梁启超在北京拜访老友夏曾佑,看到书案上堆积着木版线装的《春秋左氏传》,触景生情,吟成上联:“冬蛰庵中,夏穗卿研究春秋传。”可惜梁、夏二公当时都未能想出与之相匹配的下联。后来,夏曾佑向好友黄炎培等人广征下联,结果无人能够应对。1952年一天下午,郭沫若邀请好友在寓所相聚,周扬、夏衍、黄炎培、沈钧儒、楚图南等陆续按时赴约。快到五点了,又有几位朋友推门而入,原来是田汉、南汉宸、白杨、张瑞芳四人。南汉宸解释说:“田老大拉我们到东华门外去看梅兰芳彩排《红娘》,因精彩绝伦,所以迟到了。”忽然,坐在一旁的黄炎培一跃而起,高声说:“我得之矣,我得之矣!”随即朗诵道:“东华门外,南汉宸欣赏北西厢。”经过四十年,终于对出了下联。郭沫若笑着说:“此联如此浑成,真是天造地设,无意中得以巧合啊!”

这副联语成为传诵一时的文坛佳话。可见中国历代文人对于对偶修辞效果的追求,已达到了苦心孤诣的程度。

1998年,笔者应邀到澳门出席学术会议,发现:在澳门2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举凡庙宇、祠堂、名胜、古迹、园林、庭台,乃至商家、社团、住宅,无不有楹联点缀其中。1998年出版的《澳门名胜楹联辑注》一书,广搜博采、潜心考证的名胜楹联有546联——全澳门平均每平方公里有楹联27副,可见覆盖之广。

更令人瞩目的是,楹联这种中华文化的艺术形式,竟在澳门许多天主教堂、基督教堂的门楣上赫然出现。圣安多尼教堂的门联:

“万物逢春更旧象,群生敬主换新心。”

路环天主教堂的门联:

“上主慈爱满大地,春光明耀照路环。”

更令人称奇的是,这里还有中文和葡文合二而一的“中葡双语对联”。氹仔市政坟场(即公墓)门旁有两块高约 10的巨型石碑,上面镌刻着澳门诗人张卓夫先生撰写的联语:

“大潭招客至,北澳引龙归。”

石碑上方是竖排的两行十个巨大的楷书凸字,下面是横排四列的葡语译文,中西合璧,显得格外别致。澳门楹联已成为昭示中华文化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在国外讲学,深深感受到:汉文化是居住在异国他乡的海外华人,世代保持着民族认同感和亲和力的重要因素。而汉语言文字,包括汉语修辞在这方面发挥着突出的作用。在世界哪一个角落,只要来到华人聚居的地方,在廊院、牌坊、门楼上,您会看到在对偶修辞基础上产生的特殊文体——对联;在酒宴和闲话谈中,您会接触到使用析字、顶真、回文、叠字等修辞手法的文字游戏;在日常生活里,您会感受到在谐音修辞基础上形成的各种习俗;在对话和聊天时,您会发现:海外华人在打比方时选用的带有汉文化原汁原味的词语(如“菩萨心肠”“落汤鸡”“望子成龙”“牛郎织女”等),和我们何其相似乃尔!这体现出以对偶为代表的汉语修辞在华人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上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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