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十种文化的交融（中）

六、漕运文化

天津在历史上是中国北方的漕运重地、物流中心、交通枢纽。天津供奉妈祖始于元代海漕兴起，称妈祖为天妃、天后、灵惠夫人、娘娘和海神，并于公元１２９０年和１３２６年先后在大、小直沽修建妈祖庙。小直沽妈祖庙（又称天后宫或西庙）为世界三大妈祖庙之一。天津妈祖文化是漕运文化和俗文化的典型代表。

在明清两代，天后宫及其周边地区是天津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东门外与北门外沿河地区，已成为老城厢之外另一个人口稠密的聚落区。当时宫南、宫北大街形成热闹非凡的商街，由此延长到东北角、估衣街、北大关附近，是漕运派生的商业区，如肉市、鱼市、茶市、布市、洋货市场、牲口市等，皆聚于此。北起三叉河口，南至水阁大街的区域，则是最繁忙的漕运码头区，这里百船聚会、车水马龙、商贾云集、寸土寸金。

天津聚落是伴随漕运而逐渐形成的，具有明显的带状分布特征。运河与海河沿岸附近的聚落密度和规模都较大。漕运不仅沟通了南北的粮盐，也推动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天津地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在兼容和吸纳了京都文化、燕赵文化和齐鲁文化的同时，也融入了江浙文化和闽粤文化。北方人的粗犷豪爽与南方人的精明干练，都对天津民俗的人文性格形成，产生了主要的影响。

七、商埠文化

    由于漕运带来的商机和盐业的兴盛，使天津“因商而兴”，一跃而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商业都会。《津门杂记》曰：“天津无沃壤腴田，民多以贾趋利。”天津有15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中国最著名的海盐产区长芦盐场就位于这里。直至今日，年产原盐240万吨，占全国海盐总产量的十分之一。盐商经济与传统的儒家文化相结合，就产生了盐商文化。在历史上，资本雄厚的盐商在天津商埠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清初以来有“八大家”之说，来新夏主编的《天津近代史》云：“被天津社会相沿传称的‘八大家’，他们是‘天成号韩家’（粮、船商）、‘益照临张家’（盐商）、‘益德裕高家’（盐商）、‘杨柳青石家’（粮商兼大地主）、‘土城刘家’（粮商）、‘长源杨家’（盐商）、‘正兴德穆家’（粮商）、‘振德黄家’（盐商）。”粮商与盐商各占4家。

    天津盐商致富之后，斥资于津门炮台筑设、文化教育、慈善救济等公益事业，平心而论，他们对于推动天津地域文化功不可没。水西庄、问津阁、寓游园等私家园林都为盐商所建，富丽堂皇的皇家园林——柳墅行宫，就是天津盐商集资，专为乾隆驻跸而建造的。

进入20世纪，商业中心从传统的城厢北部地区，逐渐南移至日、法两租界，即移至旭街（今和平路）、梨栈（今劝业场）一带。租界成为天津消费的主要区域，逐渐取代了老城的位置。天津城市标志物先后是渤海大楼、百货大楼等商业建筑。外地人来津，如果没逛劝业场，就被视为白来一趟。足见天津商业文化在人们心目中地位。

明清以来，安徽、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南方省区商贾纷纷向天津汇集，经商定居，“数世之后，子孙孳息，而户口始繁如。”居住在津的外省籍商人为维护自身利益，以乡谊为纽带结成了民间组织——会馆，如山西会馆、闽粤会馆、山东会馆、云贵会馆、安徽会馆、广东会馆等。在天津工商界广帮、潮州帮、山西帮、宁波帮、河北冀州帮等都很有实力和影响。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外省文化，特别是南方商业文化对天津都市文化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商埠文化创造了社会的繁荣，对于天津地域民俗文化和风气习俗、道德观、价值观都有直接影响。经商讲求“和气生财”“买卖不成仁义在”，这对于造就天津民俗热情好客、乐善好施、乐观幽默的风习，不无影响。

八、码头文化

清代以来，天津周边地区水灾频仍，河北、山东、山西的大量难民挈妇将雏涌入天津。他们面前无非两条主要出路：一是喝破烂，回收废品糊口；二是干脚行，扛包装卸养家。大批难民“闯码头”涌入天津的同时，也将他们各自的地方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和晋阳文化带到了天津。

    以码头为特色的市俗文化表现在民间艺术上是曲艺，因而天津成为北方曲艺的大码头。码头文化催生了天津特色食品：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十八街麻花、大饼卷酱牛肉、煎饼果子等——就餐时不用碗筷，也不必正襟危坐，用荷叶一包或用纸一托，卷起来就咬，可边走边吃，既方便省时，又价廉实惠，吃起来瓷实，还不耽误扛包上跳——这就是码头文化在天津民间饮食上的典型体现。

码头文化的流动性，赋予天津人更多的开放性和兼容性；码头文化的竞争性，赋予天津人更多的危机意识和较强的求生意志；码头文化的多元特征，则赋予天津人更多的自由精神和适应能力。但也应看到，由于码头文化的主体成分是失去土地的北方农民，他们以“闯码头”的形式进入天津，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都属于小农经济式的，在讲义气、抱团儿、性情豪爽淳朴之外，视野狭隘、不思进取、小富即安的思想性格弱点，也显而易见。这种缺乏独创雄心与开拓魄力的思想，表现在民俗文化上，就是思想上的因循与苟安，以及文化上的模仿和因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