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历代的开国之君都有为他撑腰、证明他是“真命天子”的古典命定论，那么他身旁一定也有一位上知天文、下通地理、神机妙算、身穿八卦道袍的“军师”，姜子牙、张良、诸葛亮、徐茂公、刘伯温等即其代表。

　　明清笔记小说里，亦有一大堆刘伯温的故事：譬如他早年和友人在西湖泛舟，夜观天象，说：“天子气在吴头楚尾，十年后当兴，我要去辅佐他。”於是朝那个方向去，最后发现朱元璋就是他要找的“真命天子”（徐祯卿《翦胜野闻》）；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展开大战时，刘伯温凭其神机妙算，不仅要朱元璋即时换船而逃过一劫，还选在金木相克之日和陈友谅决战而大获全胜（施显卿《奇闻类记摘抄》）；朱元璋定都金陵后，准备兴建皇宫，他叫刘伯温去勘定基址。刘伯温在勘察地形，测地置桩后，却被马皇后依自己的意思加以更动，刘伯温在看到被动了手脚后，说“这样当然也不错，但后世不免要迁都他处。”（张瀚《松窗梦语》）；而预言“中国未来命运”的《烧饼歌》，相传也是他所作。

　　这些故事和民间传说告诉我们，刘伯温精通天文地理、八卦五行，俨然是明清五百年间命理学界或预言学界的第一高手。但真正的刘伯温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诚意伯文集》是唯一可确定的刘伯温传世之作，笔者在该文集里找到一篇与古典命定论关系密切的〈天说〉，刘伯温开宗明义就自问自答地说：“或曰：天之降祸福於人也，有诸？曰：否，天乌能降祸福於人哉！”接著他提出一大堆议论，最后说：“故见祸福而谓之天降于人者，非也。气未复而以祸福责於天，亦非也。不怨天，不尤人，夭寿不二，修身以俟，惟知天者能之。”所谓“夭寿不二，修身以俟”是引自《孟子》一书，从这段话可知，刘伯温所具有的其实是儒家的“立命观”，而非阴阳五行家的“窥命观”。我们实在很难想像，发出上述议论的刘伯温，会是一个想藉观察天文地理而预言人间祸福的“高人”。

　　其实，纪晓岚在《四库全书》的《诚意伯文集》提要里，已说得很清楚：他说刘伯温“

遭逢兴运，参预帷幄，秘计深谋，多所裨赞，世遂谬谓前知，凡谶纬术数之说，一切附会於

基（即刘伯温），神怪谬妄，无所不至，方技家递相荧惑，百无一真！”

　　但尽管如此，有些人却可能反而会责怪笔者昧於“人生的真相”。他们会说刘伯温的〈天说〉是准备公诸於世或流传后世的“文章”，在其中谈的自然是儒家的大道理；但“真正”的刘伯温在私底下其实是命理方面的行家或热衷者，就像中国过去很多名人都是“白天儒家，晚上道家”或“外儒内佛”一样。当然有这种可能。人生有很多事都是“只能私下去做，不宜公开谈论”的，很多的“聪明人”也都知道这点。但更可能的是，众多民间百姓需要的并非“客观的真实”，而是“心灵的真实”，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依然执拗地保有某些非常古老的思维模式与观念原型，所有的历史与人物，所有古典命定论的人马，都只是这些思维模式和观念原型的“影武者”或“替身演出”而已。

　　民间传说中的刘伯温，可以说是汉民集体潜意识里的军师“原型”（archetype）的显影，就像辅佐刘邦的张良、襄赞刘备的诸葛亮，他们也都被民间百姓描绘成穷天人之际，深谙消长生克之道而能未卜先知的命理高手（真正的诸葛亮是法家的信徒）。如果我们放大视野，拿历朝的开国演义小说做比对，就会发现它们对朝代的兴亡、真命天子的行迹、主公与军师的搭档等都非常类似，都是以古典命定论的架构去诠释过去的历史和人物的，它们的不谋而合，反映的其实是当时民间百姓所共有的“世界与生命图像”。

　　但这个图像却是一个虚拟的图像，里面含有太多对真实历史与人物的扭曲。真正的历史与人物该死，真正的宇宙真相也该死，因为它们都是不受欢迎的，古老的心灵早已为我们安排了属於它自己的“理想秩序”，而这也是古典命定论能继续存在下去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