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体制的敌意，通常来自自己在该体制下的受挫。

　　建立太平天国的洪秀全，跟以前的中国革命者最大的不同点是他相当反传统，除了“拜上帝”、自称是上帝耶和华的次子（耶稣的弟弟）外，他还把儒家的四书五经称为“妖书”，而且编了一个“鞭打孔子”，让孔子跪地认错求饶的故事。洪秀全为什么会这样做？有一个原因是他从十五岁开始考秀才，前后四次赴试，但都锻羽而归，科举无情地夺走了他十六年的青春，功名无望，而使他对整个体制心生不满。

　　洪秀全的反应让人想起唐朝的黄巢，他的《不第后赋菊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充份显露出一个雄心壮志者在屡次考场失意后胸中的不平与杀伐之气。最后，黄巢也走上了武装起义、推翻既有体制的道路，而“铨贡失才”（科举埋没人才）就成了他起义的重大原因之一。其它像因殿试被黜落而放声悲歌，远走西夏，挑拨李元昊兴兵抗宋的张元；还有因屡试不第而在梁山泊落草为寇的白衣秀士王伦，也都是有名的例子。

　　科举是中国过去拔擢人才的主要方式。谁是人才、谁有能力，总要有一套评估方法，没有了科举，还是有高考；美国大学虽然用申请的，但还是要看SAT分数。方法很多，但却没有一种方法能完全公平，而对它们的看法也因人而异，美国的研究显示，SAT得分高者大多认为它在评估个人学习能力时非常准确，但得分偏低者却认为SAT的评鉴方法并不准确，而且认为自己SAT的实际得分应该比公布的要来得高。

　　这是人性的普遍反应。一个得分低者如果承认这些评鉴方法是正确的，那就表示他是低能的；为了维护自尊，多数人都会转而怀疑那些方法。而自我评价越高的人，就会对那些让自己受挫的评鉴方法怀有越深的敌意；而当这个评鉴方法是唯一的方法、唯一的出路时，那种不满就很容易转为对整个既有体制的敌意和愤慨，黄巢、洪秀全、张元、王伦的走上反叛之路，都具有这种心理因素。

　　我们可以称此为“黄巢效应”。为了大家好，除了要以多元化的方法来拔擢人才、评鉴能力外；在高考或SAT中得意的人更要知道，很多人是打死也“不相信”那些方法的，你越强调它们的可信度，只会越增加他人的不满和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