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詩品》的稱名、序言與體例

根據《梁書．鍾嶸傳》、《南史．丘遲傳》的記載和隋劉善經《四聲論》（遍照金剛《文鏡祕府論》引）、初唐盧照鄰《南陽公集序》、唐林寶《元和姓纂》等稱引，此書原名《詩評》。《隋書．經籍志》云：「《詩評》三卷，鍾嶸撰。或曰《詩品》。」可知《詩評》為其正名，《詩品》為其小名，或如名之有表字。長期以來，二名並用。唐、宋多用《詩評》，宋以後，往往正史藝文志系統稱《詩評》，目錄學系統和叢書系統稱《詩品》，詩話系統則二名混用。由於文化傳播方式和流傳系統的原因，目錄學和叢書文化的發展，人們遵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尤袤《遂初堂書目》和《吟窗雜錄》、《山堂群書考索》的習慣，多稱《詩品》。一些研究者認為，此書當稱《詩品》，《詩評》為譌，其實是一種錯誤的看法。

  同樣存在錯誤而有待說明的是《詩品序》的形式。

    在明正德元年退翁書院鈔本、沈氏繁露堂本、《顧氏文房小說》本、《夷門廣牘》本、《津逮秘書》及其系統的近四十種版本中，《詩品序》以三段的形式分列三品之首：「上品」從「氣之動物」至「均之於談笑耳」；「中品」序從「一品之中」至「方中變裁，請寄知者爾」；「下品」序從「昔曹、劉殆文章之聖」至末「文彩之鄧林」。《四庫提要》稱鍾嶸《詩品》評漢魏以來五言詩，論其優劣，「分為上、中、下三品，每品之首，各冠以序。」即指此序言形式。但這種形式明顯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如中、下品序與中、下品無關，內容不符^〔一二〕。對這種形式的否定，導致清人何文煥《歷代詩話》將不能致辨的三品序合一置之卷首。這種錯上加錯的做法因古直《鍾記室詩品箋》、許文雨《鍾嶸詩品講疏》、葉長青《詩品集釋》、杜天縻《廣注詩品》、陳延傑《詩品注》（人民文學修訂本）、汪中《詩品注》承襲而成了目前最通行的形式，以致多數讀者以為，《詩品序》就是這篇連在一起的長文，大誤。因為三序合一不僅沒有解決原來的問題，還產生了一些新問題，如「中品」序有「近任昉、王元長等」語，評王元長作詩「詞不貴奇」，而下文又出現「齊有王元長者」，反倒改成介紹王元長的口吻。可見兩段文字原當分開^〔一三〕。

  目前，我們所見最早的《詩品》版本，為元代延祐七年（一三二○）圓沙書院刊宋章如愚《群書考索》本（藏北京大學圖書館），此本的序言形式是：以《詩品序》列於卷首（此《詩品序》從「氣之動物」至「均之於談笑耳」。與《梁書》嶸傳所載《詩評序》全同。後為明清本誤植為「上品序」中、下品品語前各有序一段，冠以「序曰」二字，與《吟窗雜錄》一系相同。此形式當與古本《詩品》比較接近。其實，今所謂「中品序」，既位於上、中品之間，內容雖與「中品」無涉，卻與「上品」有關，是申明「上品」準則及入選要求，解釋齊、梁無人入「上品」的原因，當爲「上品」小序或後序（例同《毛詩》大序、小序或庾肩吾《書品序》之後序、小序），同樣，位於中、下品之間，今稱「下品序」的那段文字，內容與「下品」毫無關係，末舉五言警策者，亦無人屬「下品」，其旨乃在解釋當今名公巨卿、文壇領袖沈約何以置之「中品」的原因。兼明音韻之義，均與「中品」有關、當為「中品」之小序或後序^〔一四〕。清紀昀所謂「古人之序皆在後，《史記》、《漢書》、《法言》、《潛夫論》之類，古本尚班班可考^〔一五〕」者是也。

    整個《詩品》分序言與品語兩部分，互為表裏，互相補充，互相發明。其整體框架，設縱橫兩種座標——即以縱向時代發展和橫向品評交叉而成。橫向以三品論詩；縱向則先溯其流別，追溯「上品」詩人和部分「中品」詩人分別出自《國風》、《小雅》、《楚辭》三種源流，再逐一品評自漢魏迄於齊梁的詩人。這種結構形式，橫向可見歷代五言詩人之優劣，縱向可觀五言詩歌之發展。發展分建安、太康、元嘉三階段，分別以曹植——陸機——謝靈運為軸心，輔之以劉楨、王粲、潘岳、張協和顏延之，使一百二十多位詩人連成一個流動的整體，勾勒出一幅鍾嶸心目中自漢迄梁的詩歌史。

    《詩品》的體例，除「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前已云及外，三品之中，「上品」為成就大、地位高或派生源流的詩人；「中品」略次；「下品」則為次要詩人。在論述上，「上品」較詳，「中品」次之，「下品」較略；重要詩人專論，次要詩人合論。數人同條合論時，大抵以源流相同，風格類似，或以帝王、父子、君臣、女詩人、沙門僧侶為歸。同一品第中詩人排列，鍾嶸自謂「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為先後；不以優劣為詮次」此亦大略言之。實同品同時代詩人，「上品」詩人之間以優劣為詮次，如炎漢「古詩」置於「五言濫觴」的李陵和班婕妤之前；魏之曹植，置於劉楨、王粲之前；晉之陸機，置於潘岳、左思之前。鍾嶸把自己認為最優秀，最有代表性的詩人，置之這一「世代」的首位，以起到統攝、代表這一世代和警策人心的作用。中、下品詩人均不以優劣為詮次，因為代表漢、魏、晉、宋的最優秀的詩人，已在「上品」列於各世代之首，中下品無需疊床架屋，又數人合評，易產生時間甚至世代上的跨度，在此情況下，不必，也不可能做到以優劣為詮次，此為三品不同排列原則及其原因。

    《詩品》的人數，亦存在混亂。流傳版本不同，計算方法不同，列目人數與實際品評人數之間頗有偏差。如通行本為一百二十二人，但實際人數都少一人，因為同一詩人「應璩」出現了兩次，一次在「中品」，稱「魏侍中應璩」，一次在「下品」，稱「晉文學應璩」，故實僅一百二十一人。《吟窗雜錄》一系人數又與通行本不同，「下品」重複「謝琨（混）」，「阮瑀」等人條下又脫「晉黃門棗據」一人。自清人張錫瑜、許印芳，今人古直、葉長青等人，均在「下品．江祏」條下增「袥弟祀詩」標題，因「江祏」條品語有「弟祀，明靡可懷」句之故，此亦標題與實際品及人數不一引起混亂。據筆者梳理，《詩品》共品評漢迄齊梁一百二十三位詩人：「上品」十二人（古詩算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此數字實包含了鍾嶸的結構思想與良苦用心。《梁書．劉勰傳》未提劉勰與《周易》的關係，然《文心雕龍．序志》篇自謂「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鍾嶸十一世祖鍾繇、夫人張氏，十世祖鍾毓之弟鍾會，均對《周易》有精深之研究，撰有研究著作。此事跡載《世說新語．言語》篇及《三國志．鍾會傳》，不贅。時鍾會與山陽王弼友善，在《易》學上並知名。《隋書·經籍志》載會之撰《周易盡神論》及《周易無互體論》，梁時尚有流傳，則鍾嶸《易》學自有家族淵源，又《梁書》、《南史》均稱其「明《周易》」，「好學有思理」，故其三品人數，當與《易．緯》「三十六節」，「七十二候」之類的《易》數有關。「三」為天數，「四」為地數，天地合一，三乘四為十二，即「上品」人數。此《易》數，或稱「模式數字」，不僅具有內在規律，易於記誦，且作為一種文化積澱，形成人們的心理定勢，成為完美和系列的「群」的象征。以此選擇詩人，配置三品人數，就會產生「網羅今古，詞人殆集^〔一六〕」的整體感、系列感和完美感。劉勰、鍾嶸多受《周易》美學思想影響，而《文心》、《詩品》二書，亦均取《易》數為其構架。後者多為人所忽視，故略加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