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詩品》撰例考之二：嶸今所錄，止乎五言

    《詩品》撰例，除了“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爲先後，不以優劣爲詮次”及“其人既往，其文克定”外，還有一條：

        嶸今所錄，止乎五言。

 說明《詩品》列舉品評的範圍，僅限於五言詩。
    對這一體例原則，鍾嶸遵守了沒有？其中“五言”指什麽？包括不包括四言？包括不包括樂府詩？歷來研究者沒有一致的意見。清人許印芳輯《詩法萃編》本《詩品》跋語云：

        自序所錄，止於五言。而無一語及於樂府。意謂漢人論文，詩、樂分體（自注：如劉子政是也），五言古詩，不宜闌入樂府。

認爲鍾嶸的“五言”不包括樂府詩。此說不符合實際。故近人許文雨《鍾嶸詩品講疏》此句下注云：

        案，仲偉評小謝綺麗風謠，已非盡五言。又評夏侯湛見重潘安仁。以《世說》考之，乃湛《周詩》爲安仁所稱。然《周詩》實四言也。可知古人著書，例不甚嚴。

    韓國李徽教《詩品彙注》說：

        許說是也。《中品"魏文帝》條所評“百許篇”，恐亦非盡五言。

    臺灣楊祖聿《詩品校注》說：

        “止乎五言”，僅其原則。……然樂府、四言，如夏侯湛《周詩》、劉琨《扶風歌》、鮑照《代出自薊北門行》，不乏佳篇，仲偉偶及之，亦批評之常法。非“古人著書，例不甚嚴也。 ”

    歸納諸家，說法有二：
    一是，《詩品》只評五言，不評樂府，卻又時時涉及樂府；   二是，撰例“止乎五言”，但實際品評亦偶及四言，可知《詩品》一書，例不甚嚴（或非“例不甚嚴”）。
    二說似乎都有誤解的地方，故略加申述：
    從漢代開始，五言徒詩和五言樂府就有所區別。《漢書"藝文志》謂成帝時，“詔光祿大夫劉向（子政）校經傳、諸子、詩賦”，劉向卒，其子劉歆繼承父業“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班固據《七略》成《漢書"藝文志》，中載詩六家四百六十一卷爲一類；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爲第二類，故“詩與歌別”是當時人的常識，更是文論家論詩必須分清的，劉勰《文心雕龍》即設《明詩》篇和《樂府》篇，加以區別。對此，鍾嶸當然會很清楚。《詩品》序明言：《詩品》之撰曾受“《七略》裁士”的影響，因此，對劉向（子政）在《七略》中詩與歌的區分不可能不明白。
    但是，鍾嶸《詩品》的作意與劉勰《文心雕龍》並不完全相同。用今天文藝學的觀點看，劉勰《文心雕龍》雖也有對各代和各種文學作品的評論，但這些評論往往是理論的例證，因此，《文心雕龍》總體說是一部理論著作；而鍾嶸《詩品》卻主要是一部批評著作；《詩品》中的理論，主要是“顯優劣”的根據，即用自己獨特的新思維進行前代和當代詩歌評論。   
    由於鍾嶸只評五言詩，這使他不得不以五言詩爲重點，並對其內涵和跨度作出獨特的處理。
    在實際評論中，劉勰對作家的具體評論，基本上到晉代爲止。對謝靈運、顔延之等都一筆帶過。故清紀昀說：“闕當代不言，非惟未經定論，實亦有所避於恩怨之間①。”而鍾嶸對五言詩的評論，則延伸到宋、齊、梁三代。《詩品》評自漢以來一百二十三位詩人，其中宋、齊、梁三代的詩人就有六十四人，占了一半以上。由此也可以看出鍾嶸當代詩歌評論的傾向，及與前輩理論家劉勰的不同。
    在對五言的理解上，劉勰區別五言詩與樂府詩。《樂府》篇說：“昔子政品文，詩與歌別。故略具樂篇，以標區界。”把徒詩與樂府分開；而鍾嶸的做法則是不分開，“嶸今所錄，止乎五言”，不僅指五言徒詩，還指五言樂府。所以，在實際評論中，《詩品》所評的五言詩包含了五言樂府詩。
    《詩品》評論五言樂府詩有兩種情況：一是某些樂府，如曹魏時代的清商曲，流傳到齊、梁之際，人們早已不再把它們視爲裏巷俚曲，特別是曹操、曹丕、曹叡“三祖”的樂府詩，在齊、梁更被視爲雅曲正聲。《南齊書"蕭惠基傳》說：“自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淫俗，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悅不能己。”此外，據《宋書"樂志》載：宋順帝升明二年（478），尚書令王僧虔上表言三調歌，以爲：“魏氏三祖，風流可懷。京洛相高，江左彌重。”爲其風味典正。還說：“今之清商，實猶銅雀。”這對少年的鍾嶸來說②，不可能沒有影響。

    ①見《文心雕龍》紀昀評本《時序》篇評語。
    ②鍾嶸是年約十一歲。參見拙《鍾嶸年表》。

    因此，曹操、曹丕、曹叡以來流傳的部分樂府詩，在鍾嶸心中也許已成了理應加以品評“五言詩”，故無必要與五言徒詩加以區分。此其一。
    第二種情況是，漢、魏、晉、宋，甚至齊、梁以來的五言樂府，凡符合審美標準或有較大影響的，鍾嶸也加品評。根據郭茂倩《樂府詩集》所收樂府詩相參照，《詩品》直接品評到的五言樂府詩有：
    （一）《詩品》序：“日中市朝滿”，此爲鮑照《代結客少年場行》句，詩屬樂府雜曲歌辭。
    （二）《詩品》序：“黃鳥度青枝”，此爲虞炎《玉階怨》句，詩屬相和歌辭楚調曲。
    （三）《詩品》序：“置酒高殿上”①，此爲曹植《箜篌引》句，詩屬相和歌辭瑟調曲。
    （四）《詩品》序：“明月照高樓”，此爲曹植《七哀詩》句，詩屬相和歌辭楚調曲。
    （五）《詩品》序：“越石感亂”，此或指劉琨《扶風歌》，詩屬雜曲謠辭歌辭。
    （六）《詩品》序：“鮑照戍邊”，此當指鮑照《代出自薊北門行》，詩屬雜曲歌辭。
    （七）“上品"漢婕妤班姬詩”：“《團扇》短章”，即《怨歌行》，詩屬相和歌辭楚調曲。
    （八）“下品"魏侍中繆襲”：“熙伯《挽歌》，唯以造哀爾”，《挽歌》詩屬相和歌辭相和曲。

    ①“高殿”，原作“高堂”；“置酒高堂上”，爲阮瑜《雜詩》，不合“韻首”，今據《竹莊詩話》改。
   
    除直接品評具體的五言樂府作品外，《詩品》中還有提到樂府名稱的地方，明確表明所論兼及五言樂府。如：
（一）“中品"魏文帝詩”：“新歌百許篇①，率皆鄙直如偶語。”其中“新歌”，實指樂府詩。
    （二）“中品"宋法曹參軍謝惠連詩”：“又工爲綺麗歌謠，風人第一。”其中“綺麗歌謠”指樂府詩。
    （三）“下品"宋朝請吳邁遠”：“吳善於風人答贈。”其中“風人答贈”當指樂府詩。
    （四）“下品"梁步兵鮑行卿”：“行卿少年，甚擅風謠之美。”其中“風謠”亦指樂府詩。
    此外，《詩品》以樂府立論的地方也不少。如批評時風；倡導音韻之義；標舉警策佳篇以示詩界法程；三品中評三祖，評曹植，評鮑照，評惠休等等。可見，鍾嶸“止乎五言”的撰例原則，實則包含了對五言樂府詩的品評。
    反觀許印芳等人，先據《七略》形成心理定式，認爲“止乎五言”就是“止乎五言徒詩”，然後從《詩品》中尋找論及樂府的地方，說鍾嶸“例不甚嚴”。許印芳甚至說：“于魏不錄陳琳，爲其《飲馬長城窟》，工樂府也②。”則更爲荒謬。諸說中以楊祖聿先生較爲公允。
事實上，鍾嶸從未說過“止乎五言”不含五言樂府，因此，他在品評時列舉當時著名的樂府詩，如班婕妤的《怨歌行》；曹植的《箜篌引》、《七哀詩》；鮑照的《代結客少年場行》、《代出自薊北門行》以及繆襲的《挽歌》等等，是理所當然的。這是

①“新歌”，原作“新奇”；諸本或作“所計”；或作“所制”；或作“新制”，或作“所訂”，均不詞，當從《詩人玉屑》引作“新歌”是。
    ②參見許印芳《詩法萃編》本《詩品》跋語。

從歷代創作實際，也是從當時的批評實際出發的。假如評五言不評五言樂府，會使自己的工作無法進行。因爲許多優秀詩人的代表作品就是樂府詩。特別是自己心目中的“文章之聖”曹植更是如此。因此，只能，也應該把五言樂府闌入評論範圍。
    第二，《詩品》是否評論了四言詩？應該說：沒有。
    “下品"晉中書張載"夏侯湛”等人條：“孝若雖曰後進①，見重安仁。”據《世說新語"文學篇》載：“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睇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風詩》。”潘岳欣賞夏侯湛《周詩》，並受其影響，或即《詩品》“見重安仁”之謂。《周詩》內容，夏侯湛集自序曰：“《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云《周詩》也②。”
    儘管“見重安仁”可能與夏侯湛寫《周詩》一事有關，但不能就此以爲《詩品》評論了四言詩。許文雨《鍾嶸詩品講疏》說：“《周詩》系四言，於本書爲例外，故仲偉隱其篇歟。”其實不然。因爲《詩品》是以品評詩人爲主幹的，評具體作品只是主幹的枝葉，尤其多位下品詩人同條時更是如此。如評魏倉曹屬阮瑜等七位詩人，僅“元瑜、堅石七君詩，並平典不失古體。大檢似，而二嵇微優矣。”評夏侯湛同條五人，除繆襲舉具體作品外，對其他三位詩人，也只是“孟陽詩，乃遠慚厥弟，而近超兩傅。長虞父子，繁富可嘉。”並沒有列舉和評價具體作品。

    ①“孝若”，原作“孝沖”，誤。孝沖乃湛弟淳字。今據《晉書》本傳改。
    ②見《世說新語》劉孝標注引。

    又評夏侯湛，常連類而及潘岳。《晉書》本傳說夏侯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劉勰《文心雕龍"時序篇》也盛稱：“岳、湛曜聯璧之華。”以潘岳、夏侯湛合評：在這條中，鍾嶸同樣是通過夏侯湛與潘岳的關係，以證明湛詩卓越不凡，並非有意涉及＜周詩＞評論四言，這非常清楚的。
    《詩品》中，唯一的例外似乎是“下品"齊釋寶月”條，其中提到的《行路難》是以七言爲主的雜言體樂府。但是，我們只要看一看品語即可明白：

        《行路難》是東陽柴廓所造。寶月嘗憩其家，會廓亡，因竊而有之。廓子齎手本出都，欲訟此事，乃厚賂止之。

很清楚，《行路難》並非寶月的作品①，鍾嶸也未加評論。以逸話的體例記錄這段故事只能說明寶月的人品而不會破壞“止乎五言”的原則。正如故事本身所顯示，今存《行路難》確是一篇優秀的作品。然而，《詩品》甚至下品也不評寫《行路難》的柴廓，也許正可證明鍾嶸“止乎五言”的原則，《詩品》不評以七言爲主的雜言詩。還有，這是《詩品》記載的中國詩歌史上第一樁詩歌剽竊案。讀之是饒有興味的。

    ①徐陵《玉台新詠》卷九錄《行路難》作釋寶月作。《選詩外編》諸本作柴廓作，或即據《詩品》此條所載亦未可知。

    鍾嶸爲什麽只評五言，不評四言？《詩品》序說：

        夫四言，文約易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

    五言詩的優越性、表現力及在社會上的普及程度，是鍾嶸確定只評五言，不評四言的原因。此外，前輩文論家如陸機、李充、王微、顔延之、摯虞、謝靈運以及張隱，都有自己的著作問世；特別是夢執丹漆禮器，隨仲尼南行的劉勰，十多年前已寫出體大思精，面面俱到並大獲好評的《文心雕龍》①，這對鍾嶸來說無疑是一種挑戰。既然前輩理論家已建立起自己的評論方法和評論體例。具有獨特個性，不喜歡雷同別人的鍾嶸，當然也會爲《詩品》確定一種與衆不同的體例，這就是爲“辨彰清濁”，“顯優劣”而設定的“三品升降”和“止乎五言”。   
    爲自己的著作確定體例，除使自己的理論批評有一個與之相適應的體系框架，以體例原則確立新的體系構思外，有時也爲了撰寫的方便，削去不必要的枝蔓，避免不必要的冒險。如劉勰不評現當代作家的具體作品，即出於同樣的考慮。
    比較“一品之，略以世代爲先後，不以優劣爲詮次”、“其人既往，其文克定”和“嶸今所錄，止乎五言”三條撰例，可以看出其中的不同。有的爲寫作的方便，避免爲活著人的下結論。如“其人既往，其文克定”；有的出於策略，在“世代”下，掩蓋“以優劣爲詮次”的實質；有的關係整個體例，全書的基石般不可動搖。如“止乎五言”，這在實際品評中是很重要的。

    ①《梁書"劉勰傳》：“（書）既成，未爲時流所稱。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幹之于車前，狀若貨鬻者。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總之，撰例“嶸今所錄，止乎五言”中的“五言”，應指五言徒詩，同時包括一些優秀的五言樂府和五言歌謠；但不包括四言、七言和雜言詩。
    鍾嶸“三品升降”，自有他所見到的五言詩爲根據；這些五言詩流傳到清代，已經亡佚很多。這是我們和鍾嶸對某位詩人評價不一的原因之一。在分品是否有當的問題上，紀昀反駁王士禛說：“近時王士禛極論其品第之間多所違失。然梁代迄今，邈逾千祀，遺篇舊制，什九不存，未可以掇拾殘文，定當日全集之優劣①。”同樣，在“嶸今所錄，止乎五言”的問題上，我們如以今日所見之五言，來評判鍾嶸撰例的根據，也不免刻舟求劍，得不出正確的結論。
    至於鍾嶸品評時，對五言詩人的評價，是否會受其四言、七言、雜言，甚至人品、地位等“非五言因素”的影響？
    我想可能會。但這是另一個問題，與撰例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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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見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