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沈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通行本作“賞”，誤）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稱首。況八紅既奄，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

《古今和歌集"序》在文章末尾幾乎同樣的位置上讚頌醍醐天皇說：
        伏惟陛下禦宇，於今九載。仁流秋津洲之外，惠茂築波山之陰。淵變爲瀨之聲，寂寂閉口；砂長爲岩之頌，洋洋滿耳。思繼絕之風，欲興久廢之道。

 對梁武帝讚頌之後，是鍾嶸的自謙，而自謙之中，包含著自信：
        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旋於    閭裏，均之於談笑耳。

    在同樣的位置，紀貫之也有同樣的自謙和自信：

          臣等詞少春花之豔，名竊秋夜之長。況乎進恐時俗之嘲，退慚才藝之拙。適遇倭歌之中興，以樂吾道之再昌。

    其次，《古今和歌集"序》在語言修辭上師法祖襲《詩品》，受《詩品》散中夾駢行文風格的影響，一些詞句和比喻，如“此意強而才弱也”，“文繁而意少”，“其情有餘，其詞不足”，“其詞花而實”，“巧詠物”，“首尾停滯”，“半爲婦人之右，難進丈夫之前”等等，都直接運用或化用了《詩品》的成句。就“真名序”和“假名序”比較，“真名序”受《詩品》影響更深，模仿痕跡更重；“假名序”則表現了某種和漢的融合（使用不同的語言寫作也有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日本民族的特點。
    《古今和歌集》開其端，歷代日本天皇都下詔編纂和歌，如《和歌三代集》、《和歌八代集》、《和歌二十一代集》，以及《後撰和歌集》、《拾遺和歌集》、《新撰和歌集》、《續古今和歌集》等等。其中大部分和歌集序，都不同程度地受《詩品》影響。一種是直接影響；一種是間接影響。
    直接影響，直接師其意，乃至師其詞；如《續古今和歌集"序》一開頭便是“氣之動物，感人，情蕩於中，言形於外；以暉麗三才，以和理萬有”等，即爲師其意亦師其詞者。另一種是間接影響，由嗣承紀貫之《古今和歌集"序》而來，這種影響更爲普遍深入。《詩品》影響和歌理論，主要是遵循這條由紀貫之鋪設，並以《古今和歌集》爲仲介的道路而展开的。
    理論影響以外，《詩品》對和歌的影響，還不可避免地表現在和歌創作方面。
    鍾嶸除寫作《詩品》，其他文章，今所見者，只有《全晉文》保存下來的片鱗只羽。詩未見，因此，他的詩是否大類曹植，忠實地履行了他所提倡的骨氣、丹彩、雅怨相濟的美學理想？不得而知。但紀貫之的和歌還在，我們不妨加以審視。和鍾嶸仕途蹭蹬，長期任參軍、記室，爲人幕僚一樣，紀貫之也一生坎坷，政治上很不得意，臨死前還只做到“木匠權頭”（主管木工的司匠）那樣的小官，很象《詩品》中的宋典事區惠恭。晚年又受喪子的打擊，於是長歌騁情，托詩以怨。著有《紀貫之歌集》十卷，在《古今和歌集》所錄一千一百餘和歌中，紀貫之有歌一百零一首，將近總數的十分之一。這些和歌，或描寫四季景色變化對人心的感蕩；或歌詠自己不幸的遭遇，傾吐壓抑憤懣和鬱結不解的情愫。多數作品既備風力，且有丹彩，寫得情靈搖曳，清雅多諷，悱惻動人。實踐了他自己在《古今和歌集"序》裏認同的風骨、丹彩、雅怨結合的美學理想。且試譯其數首，以見一斑：

                   立      春
        清流沾袖已盈掬，  東風著人解春冰。
（袖ひじてむすびし水のほれるを春立つけふの風やとくらむ）
                   立      春
        立田川港風景異，  年年紅葉報秋深。
（年每にもみじはながす立田川みなとや秋のとまりなるらむ）

                   立      春
        不知君心似舊否？  卻道故里梅猶香。
（人はぃさ心もしらずふるさとは花ぞ昔の香に ぃける）

                   立      春
        莫嗟櫻花飄零甚，  人心相思了無痕。
（桜花とくちりぬとも思ほえず人の心ぞ風もふきあえぬ）

    這些作品均情兼雅怨，含蓄委婉，具有自然英旨。與《萬葉集》相比，無論是紀貫之本人的作品，還是《古今和歌集》中入選的其他佳什，歌風都更流美，藝術都更成熟，具體表現在歌人的藝術感覺更加細膩、敏銳，更重視春花秋葉對人心的感蕩作用，重視生離死別的傷感和夢幻般的追求。這與紀貫之在編選《古今和歌集》時，把《萬葉集》開端的節候詩和羈旅、宴飲、述懷諸詩，分成“詠四季”和“詠人情”兩大類的編纂原則不無聯繫。隨著《古今和歌集》成爲人們寫作和歌的摹本，紀貫之已部分地達到了他編集糾正世風的目的。當占總數十分之一的紀貫之作品客觀上對一代歌風産生影響時，鍾嶸《詩品》正借助這種影響，在《古今和歌集"序》的美學積澱之外，指導了日本和歌創作的實踐。

《詩品》影響和歌的種種原因

    《詩品》爲什麽會影響和歌？其中有無必然聯繫？原因是什麽？筆者考慮有以下幾方面：

    （一）感情載體詩騷精神的類似
   

 《詩品》影響和歌的諸種因素中，首要的是感情載體詩體形式和詩騷精神的類似。《詩品》評品的五言詩形式，與和歌形式相比，不僅在文字元號的空間排列上，且在感情表達的容量、節奏、強度，甚至感情類型上，都較類似。五言詩有四句、六句、八句、十句、十二句或更長；和歌分短歌、長歌、片歌、旋頭歌等歌體，其中以短歌最爲流行。短歌由三十是個音組成，分五節：第一節五個音，第二節七個音，第三節五個音，第四節七個音，第五節七個音。一節也稱一句，共五句，這與我國五言四句詩的形式頗爲相似。毫無疑問，載體的類似使容納感情、表達感情的方式類似，是《詩品》作爲五言詩理論影響和歌理論，直接指導和歌創作的重要原因。
    同時，中國的五言詩以《詩經》、《楚辭》爲其遠祖和濫觴，並在漢代民歌、漢樂府中進一步演化發展起來。正如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篇揭示的：“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預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至鍾嶸生活的齊梁時代，五言詩經過＜古詩十九首＞和建安階段的發展，已蔚爲大國。三曹七子在鞍馬間爲詩，使詩歌內容充實，語言剛健有力，更給這種形式注入了風骨和昂揚的精神。
    鍾嶸讚美五言詩“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並在《詩品》中把歷代五言詩人的源流一分爲二：一系出於《詩經》（“國風”系和“小雅”系）；一系歸於《楚辭》。這正可以證明：五言詩的精神，乃是《詩》、《騷》精神的遺傳。
日本和歌同樣是日本韻文學中最古老的形式之一。從《萬葉集》的出現和和歌産生發展的歷史看，作爲短歌，五"七"五"七"七的句型，原是長歌末尾的“反歌”。這種“反歌”形式，也源出於中國《詩經》、《楚辭》末尾的“亂”辭①。大拌家持答大拌池主漢文書翰後所附的兩首和歌，《萬葉集》卷十七明確記載這種做法是“式擬亂曰”，就是最好的證明。

①《論語"泰伯》篇雲：“《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此“亂”，實爲演奏《關雎》時樂章的尾聲。《楚辭》中《離騷》、《九章》等不少篇目後均有“亂曰”。

王逸《楚辭章句》說：“亂，理也。所以法理詞指，總撮其要也。”說明“亂”原是“整理”、“歸納”的意思。即把前面歌唱過的內容再撮其要地歌詠一遍。在長期的藝術實踐中，日本歌人把這種重點突出、餘音嫋嫋的尾歌，變成了一種新詩體。
又，《萬葉集》和歌本題所稱“長歌並短歌”，實源出於我國漢樂府“長歌”、“短歌”的兩種曲調。如曹丕《燕歌行》的“短歌微吟不能長”；傅玄《豔歌行》“咄來長歌續短歌”是也①。可見，日本和歌與中國五言詩在體制上實出於同源。只不過，一個是吸取“五言句型”；一個是吸取尾歌“亂”的形式，兩者與中國詩騷精神都有著同樣的的歷史淵源。

①參見嚴紹璗《中日古代關係史稿》第二章，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

    《詩品》影響和歌，正基於詩魂與歌魂這種內在精神上的契合。

    （二）受《詩品》批評體系的吸引
   

    與《文心雕龍》及同時代其他理論著作相比，《詩品》不僅是專論五言詩的詩話伐山，且在具體的品評中，已爲五言詩建立了一個包括本質論、發生論、作家作品論、鑒賞論和方法論在內的批評體系。
    《詩品》敍述了五言詩的起源、發展、社會功用、歷史流變，闡明瞭四季感蕩，人際遭遇對詩歌的影響，運用歷史批評、社會批評、審美批評和比較批評的方法，“推尋源流”、“較其異同”、“辨彰清濁”、“品第高下”、“致流別”而糾世風之偏，其中多涉及社會與人、人與詩、詩與自然，作者與讀者的諸種關係，並以自己獨特的文學觀念、美學標準，爲五言詩構建了一個完整的詩學體系。晚四百年的和歌理論既無法回避詩歌本質、詩歌發生、社會功用、作家、作品、歷代流變、詩學理想和批評標準種種問題，既不能不解釋社會、自然、人與詩的關係，就必然受已經在這些問題上建立了體系的《詩品》的吸引。加之和歌與中國詩騷精神、樂府傳統的歷史淵源及與五言詩的親緣關係，和歌受《詩品》批評體系的影響就成了不可避免的必然。

    （三）歷史的集體無意識
   
和歌受《詩品》影響，除與五言詩形式類似，精神相契，受其體系吸引這些自身因素外，還有歷史的時代的原因。
在整個唐代詩壇，儘管歌行、樂府、排律、五七言各體詩歌爭奇鬥豔，交替興衰，但作爲詩壇的大宗和正宗，作爲科舉考試的規定形式①，詩歌創作數量最多的還是五言詩。唐代五古、五絕、五律，都是《詩品》所評漢魏齊梁五言詩的後裔。加上受《詩品》批評體系和美學觀的影響，因此，唐代的詩評家、選家，不少以鍾嶸《詩品》的美學標準來選詩、評詩，襲用《詩品》的意思和句法，以致成爲一種風氣，一種自然而然的集體無意識。

①參見施之愉《唐代科舉制度與五言詩的關係》，《東方雜誌》卷40（1943年）

    盧照鄰《南陽公集序》說：“近日劉勰《文心》、鍾嶸《詩評》，異議競起，高談不息。”以一種不屑和不滿的口吻，表明了《詩品》在唐人心目中不可忽視的存在。
    對後世有很大影響的殷璠《河岳英靈集》和高仲武《中興間氣集》，都承襲《詩品》的論詩旨意，化用了《詩品》的成句。
如《河岳英靈集》序“至如曹、劉詩多直語，少切對”，至“責古人不辨宮商徵羽”一段，即本《詩品"序》“曹、劉殆文章之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不僅語氣相同，還對《詩品"序》的內涵作了進一步聞釋和說明。又如其中“各冠篇額”的品藻方法，亦源出《詩品》。至如“顥年少爲詩，名陷輕薄。晚節忽變常體，風骨凜然。”“儲公詩，格高調逸，趣遠情深。”“詠詩剪刻省靜，用思尤苦，氣雖不高，調頗淩俗……亦可稱爲才子也”等詞句、形式、口吻、均襲用、化用《詩品》品評語甚明。
《中興間氣集》同樣承《詩品》的美學觀和評詩標準，襲其旨趣和句法。如“侍禦詩清雅，工於形似。”“李詩輕靡，華勝於實。此所謂才力不足，務爲清逸。”“冉詩巧於文字……長轡未騁。”此外如“思銳才窄”、“裁長補短”、屬詞比事，不失文流“等等，都同樣表明從字面美學範疇美學理想都不同程度地受《詩品》影響。   
可以說，以《詩品》的美學標標準選詩、評詩，已是唐代選家和詩論家一種不自覺的行爲。紀貫之奉敕編選《古今和歌集》的延喜五年，正值中國的晚唐之世，因此，他在《序》中全面論述和歌的發生、演變，品評歌人的風格、優劣認同《詩品》，實有時代風氣上的原因、與殷璠、高仲武等人一樣，都是歷史集體無意識的表現。

    （四）與日本民族的審美情緒"詩學精神相契合
  
 接受美學的規律表明：接受一方對客體的選擇，總是以主體的需要並能與之相容爲前提。《詩品》對和歌的影響，本質上是和歌對《詩品》的接受。重要原因，正在於《詩品》的詩歌美學與日本民族審美情緒、詩學精神之間的契合。《詩品》提倡的“四季感蕩說”、“人際托怨說”、吟詠情性的詩歌主張、以悲爲美的文學思想，無不與日本民族的審美體驗、審美情緒和詩學精神相一致。而日本的審美體驗審美心理又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産物。
    作爲懸處亞洲大陸和太平洋之間的島國，從大陸來的寒流和太平洋吹向大陸的季節風，形成了日本反差強烈的氣候和四季分明的景色，直接、間接地影響了日本民族的生活風俗習慣，養成他們對自然景色的愛好和對四季變換的敏感。經過長期的積澱，最終形成獨特的審美體驗和細膩感傷的審美情緒①。       春天的櫻花，夏天的青葉，秋天的朗月，冬天的雪景。四季觸發感蕩，導致詩的發生；萬物興衰枯榮落花意識和悲秋情緒，成了和歌永恆的主題。用“悲”，喚起人們內心普遍存在的“美”和歌歌詠的，正是這種與自然對應的人心中的四季情緒。
   
    ①參見岡田章雄《季節風と日本人》（選入東京大學附屬外國語學校編日語教材）。

從歷史和地理上看，島國的日本，呈南北狹長地形，由本州、九州、四國、北海道等大大小小的島嶼組成。中央多山，海拔在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就有富士山、白根山等十二座，組成了日本國土的脊骨。可以說，整個日本列島就是露出海面的山脈。加上處於環太平洋造山帶，地震和火山活動十分頻繁①。這種惡劣的地理條件，帶來南北交通的不便。旅人視爲畏途，鄰島如同絕國；而日本歷史上又長期征戰，互相攻伐。儘管四世紀以來，大和民族征服了其他小國，但諸侯割據，豪族紛爭的局面並沒有結束。割據、紛爭、攻伐帶來的是邊庭血流野草，征人至老不歸。這種特定的環境，造成了社會的動蕩不甯，親人的生離死別。無論是百感淒惻的遊子，愁臥不眠的思婦；還是汶血相視的劍客，服食還山的上士，人人心裏都充滿感傷的情緒，別的慘痛，愁的基調。或病中攬鏡自照，或江邊待舟不歸；或閑庭數落花而無意緒，或階前聽秋聲而空斷腸。正如鍾嶸《詩品》所說：“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於是這就從四季感蕩和人際托怨兩方面決定了和歌“吟詠情性”的特質，形成從“悲”中尋找“美”的傳統。

①參見日本事情ッリ—ズ《日本ノ地理》（凡人社昭和五十三年三月發行）

    因此，儘管《詩品》傳入，和歌理論的建立，曾對日本民族的審美情趣起了重要的引導、推動作用，並成爲其中的一部分，但《詩品》影響和歌的原因，卻不能忽視接受它的“期待視野”，即《詩品》與日本民族審美和詩學精神上的契合。
    此外的契合點還有：《詩品》提倡“直尋”、“真美”、“自然英旨”，反對用典與和歌提倡清新自然，很少用典的創作實踐契合；《詩品》品評的物件：皇帝、貴族、文臣、武將、秀才、平民、婦女、僧侶、宮妃、工匠頭領等等，與《萬葉集》收錄的作者：皇帝、貴族、文臣、武吏、漁民、士兵、婦女、僧尼、乞丐、行吟藝人等契合。
    以上事實表明：《詩品》對和歌的影響，和歌對《詩品》的接受，絕非偶然巧合，而是有許多必然原因造成的。至於明治時代野野口精一大罵紀貫之是“拾取了中國人的糟粕”，要把他“從日本詩論史上放逐出去。”①此後土田杏村、高松亨明等學者都對其作了客觀公允的研究。
從紀貫之一味承襲——野野口精一的大呼上當——土田杏村諸學者客觀地分析研究，正反映了來自中國大陸的異質文化，在被日本文化吸收的過程中，由接受拒斥接受的規律，這是不奇怪的。

①見野野口精一氏的《古今和歌集序與詩品》，《國學院雜誌》第十五卷第六號（1909年6月）

       結    束    語

    《詩品》在中日文化雙向交流的大背景下東漸，並通過紀貫之鋪設，《古今和歌集》爲仲介的道路影響和歌。在被和歌接受的漫長的時期裏，鍾嶸的詩學觀念和美學理想與日本民族文化互相浸潤，互相融合，和諧地進入日本民族的美學結構，成爲日本民族審美積澱“雅”、“佗”、“寂”、“物之哀”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①。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指出：日本文明是中國文明的“支流文明”和“衛星文明”②，柏格比也說，日本文明是中國文明的“周邊文明”。但日本文明和日本文化並沒有被中國文明、中國文化所同化，而是在消化吸收的基礎上，創造性地發展變化，最終形成具有獨特個性的日本民族文化。
    從鍾嶸——紀貫之，從《詩品》——《古今和歌集》，從中國大陸的詩騷精神——島國的歌之魂，考察《詩品》對和歌的影響，不僅讓我們了解日本文化消化吸收、改造外來文化的相容特徵，了解中國詩論影響和歌的過程和原因，且爲中、日文化的親緣關係，提供了一個有說服力的新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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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參見日本外務省編《日本文化史"一個剖析》第一章“導言”。
    ②參見湯因比《歷史研究》第二部“文明的起源”等章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8月版。

                                  刊载于《文学评论》1991年第 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