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择偶观的变化

李晓东

择偶观，是人们对配偶选择标准的认知取向，其内涵会随社会的发展和人们价值取向的变化而呈现差异性。

传统社会，择偶多通过“媒婆”的搭桥，最终由家长参与并决定。即所谓的受“媒妁之言，父母之命”。那个年代的价值取向都是以家长的眼光为审美标准，只要父母满意了儿女就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而且没有商量的余地。

现在青年择偶，是自主权衡的行为，是完全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择偶的标准会随着社会的导向而不断地变化。

‌有人对建国以后各个不同时期，城市青年择偶的标准进行调查和分析，其结果是：建国初期，人们考虑更多的是政治方面的“革命身份”。那时，政治成为最核心的择偶标签：女孩理想的配偶是“部队或机关干部、现役或复员转业军人、大学毕业生……”；

50年代，女孩强调选择党团员，政治条件好的先进工作者、劳模或技术工人；60年代，强调阶级斗争，无论男孩女孩，首先要了解对方的家庭成分，必须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否则免谈。那个年代的黑五类子女找对象特别困难，以至于许多男孩不得不打光棍；

70年代初期，受文革极左思想的影响，人们仍然把政治条件看得很重。因此，女孩在选择配偶时，更渴望找现役军人或转业军人。因为那个年代，是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年代。军人是公认的“最可爱”的人。那时的女孩，都会以找军人的未婚夫而骄傲自豪。其次，是到国营企业选择一个掌握“车、钳、洗、铆、电、焊”技术的工人。

正是这个时期，我步入社会，初涉爱河，进而饱受其苦。因为我是1970年下乡的插队知青，经过贫下中农四年多的再教育，使自己的思想和情感逐渐成熟了。记得，在农村生产队劳动的日子里，我喜欢男女混在一起的大帮轰式的下地干活。因为这样，我不仅能与许多年轻的姑娘在一起说说笑笑、干活不累，而且还能看到我内心里非常喜欢的两个女孩。一个是与我同龄的妇女队长；一个是比我小两岁的小姑娘。前者，漂亮、泼辣、能干；后者，温柔、白皙、文静。无论铲地、割地，我总是落在后面。我心想，如果她俩谁能接我一把，那是我梦寐以求的。如果我能娶到她俩其中的一人，我会幸福一辈子……当然，这只是我内心的想法。那是70年代初，受男女授受不亲传统思想的约束，男女之间不可以说话。再者，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父亲又是“摘帽右派”，哪里孩敢有找对象的奢望。即使心里有，也只能咽咽口水罢了。

1974年底，我从农村返城当了商店卖布的营业员。我不满意这个岗位，因为当时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当一名工人才是我的理想和追求。我当即向组织提出我的想法，只要不当营业员，干啥都行，哪怕去饭店当厨师或刷盘子也行。可“组织”根本不听我的意见，也再没人理睬我。最终，我只好服从组织分配“身在柜台，放眼世界”，开始了“三尺柜台内的小长征”——卖布。

那一年，我22岁。我所在那家商店是刚刚建成的全县城最大的百货商店（也是铁岭地区各县区最大的商店），三层楼，有职工约200人。其中新招来的知青108人，女孩多达104人，男孩子仅4个人，我仿佛掉进了女儿国成了期中的贾宝玉。按说在女孩子如此多的环境里，找个女朋友该是轻而易举的。况且我1.75米的身高，不胖不瘦的身材，白皙的皮肤，黑亮的头发，整个一副“帅哥”的容貌，身边这么多女孩还不手拔了挑……其实不然，尽管我当时能写绘画（经常写大批判稿，参加赛诗会，画黑板报……）但没有女孩看中我，原因我懂，因为我既不是军人、党团员，也不是会技术的工人。而且那时“四人帮”尚未粉碎，父亲的“摘帽右派”尚未平反改正，我的“政治背景”实在不应人。所有这些，都是不招人待见的先天缺陷。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原因，使得我身边100多位女孩子，竟然无一人愿意和我处朋友。甚至有人为我介绍外单位的女孩子，只要对方听介绍人说我是卖布的营业员，便立刻回绝，并明确表示免谈！

那时，人们看问题、处理事物仍然带着“极左”的眼镜。女孩择偶的最佳人选是军人，军官更是优中之优。警察也算较好的人选，因为解放军和警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毛主席当年号召全国人民都要学习解放军，军人被称呼为“最可爱的人”，也是人们崇拜的偶像；其次是工人（最好是转业军人），他们多是党员，具有闪光的革命经历，深受同龄人的羡慕。工人中最好是有技术的工种，那时有句顺口溜，说得很形象：“车、钳、洗，没个比；铆、电焊没人干。”

70年代末，粉碎了四人帮，文革结束与高考恢复成为择偶观转变的历史拐点。取消了阶级斗争和唯成分论，黑五类子女不再受到歧视。随着恢复全国高考和国家对科技文化的重视，“知识”取代“成分”成为新的价值符号，青年男女的择偶标准转变为：优先考虑具有大中专学历的人选，于是大中专毕业生成为婚恋市场的宠儿；

80年代末，市场经济浪潮催生了“经济理性”的觉醒，许多女孩更看重经济条件。男方的经济条件、经商能力、房产积蓄逐渐成为女性择偶的重要参数。女孩子的择偶标准，也由过去的主要考虑政治地位，改变为以嫁给大款，穿金戴银，挥霍享受为荣；90年代末，择偶标准进入“多元复合期”。社会地位、职业前景、健康状况、性格匹配度等多重因素，被纳入考量。男性更关注外貌与性格，女性更看重学历与经济实力，个体需求的差异性日益凸显。

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择偶观念变得更加现实。当代青年从未像今天这样，在择偶中面临“现实”与“理想”的对立与统一。一方面，“有车有房，有稳定收入”仍是多数人无法回避的现实门槛。另一方面，拒绝屈从于物质，“宁愿单身也不将就”，成为许多青年人的婚恋原则。这种矛盾背后，是市场经济下个体安全感的缺失，也是对“高质量婚姻”的坚守。说穿了，他们既希望通过婚姻安享婚后生活的安逸，又不愿让物质享受淹没情感的本真。

法国社会学家穆勒认为：青年男女择偶时更多考虑的是“经济、子女和爱情”三个方面。但是，择偶的标准会随着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的变化而改变排序。这种改变，往往从物质需求改变到情感需求。我觉得，除了人们‌择偶观排序的改变之外，还要考虑包括价值观是否一致？脾气性格是否合得来？经济基础是否相近？家庭背景是否门当户对等等。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个体择偶时的综合考量因素。只有当青年男女双方认真的、仔细的、全面的考虑了各个方面之后，再慎重的选择并确定你认为合适的那个对方，才能找到你心中理想的心上人。

择偶观作为个体婚恋认知与价值取向的体现，始终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从传统社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家族主导，到现代青年自主选择的多元权衡，择偶标准的演变深刻反映了时代的政治脉动、经济转型与文化思潮。

互联网的普及让青年接触到多元文化观念：西方婚恋中的“自由平等”思想与传统理念的“门当户对”“传宗接代”观念形成碰撞。一方面“彩礼”“婚房”等传统习俗仍在影响现实的择偶；另一方面，“不婚主义”“丁克家庭”等新兴观念被部分青年接纳。这种碰撞造就了当代择偶观的复杂性：既无法完全摆脱传统伦理的羁绊，又渴望突破束缚实现自我意识。

家庭环境是择偶观的最初来源：和谐家庭中成长的青年更相信爱情的稳定性，而经历过父母冲突的青年可能对婚姻持谨慎态度。教育经历则影响择偶的价值取向：高学历群体更注重精神层面的匹配，而职业经历中的成败得失，可能会强化对经济基础的重视。此外，恋爱经历中的甜蜜与挫折，也会不断修正个体的择偶预期，让理想标准逐渐向现实妥协。

当代青年的择偶困境，本质是转型期个体安全感与价值感的双重追寻。他们既需要物质基础抵御不确定性，又渴望情感共鸣实现精神归属。这种追寻或许充满矛盾，却也正是社会进步的缩影：当择偶不再被单一标准绑架，当个体可以在多元选择中定义幸福，婚恋关系才更接近其本质 —— 不是利益的交换，而是两个独立灵魂的相互滋养。

未来，随着社会的持续发展，择偶观也会随之不断改变排序并改变理念，但对“合适与幸福”的探索将永无止境。重要的是，每一种选择的理念都应被尊重，每一种幸福的结合都应被认可。这既是个体的期待，也是社会文明的方向。